天使的号筒

（一） 

6月8-9日由台湾改革宗神学协会“珍爱家庭中心”举办的“心理学与圣经”研讨会，邀请到长期投入圣经辅导事工培训与推广的林慈信博士主持，吸引许多对辅导事工有负担的教会信徒、同工参加。
    开场时林博士首先强调真正从事圣经辅导的人从来不会说所有的问题都是从罪而来，忽略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但他也鼓励弟兄姊妹阅读《都是脑神经惹的祸吗？》一书，内中谈到不少人身体和灵魂间奥妙的关系。
    林博士表示这个讲座不在批判主内同道的动机，也不全盘否认科学研究的结果、心理辅导的技巧，除非那有违圣经原则。“我们所批判的是世俗心理学的世界观，即对‘人是什么？’、‘问题从何而来？’、‘答案在哪里？’的认识。”
    传统心理学有三大学派，林博士介绍：1 众所皆知的佛洛伊德，其认为人是一切欲望的组成，包括性欲和食欲；问题从宗教和社会对其的压迫而来，解决之道在于藉助长期心理分析，使其欲望和压力达到平衡。2 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以为“我”是过去一切经验的组成，问题在无法达到自我，需要别人跟自己不断告诉“我很好”(Positive Regard)。3 行为心理学，其主张人跟动物没有两样，问题和解决之道可从对待动物中得到答案。
    有好辩者称上述心理学说亦为神给人普遍启示的一面，林博士特别澄清，启示一定是从上而下，而且是启示神自己(罗1:18-20)，“世俗心理学(哲学、文化)其实是堕落的人不断阻挡神普遍启示所发出的响应，不是普遍启示本身”，林博士强调，“连影子都不是。”
    因此林博士开始和会众探讨几个著名的、对基督教心理辅导亦深有影响的观念：一 不健全家庭理论。心理学家认为童年经历影响人的行为与价值观念，直到无意识、浅意识之中。而一般教会心理辅导也常讨论原生家庭对人长成的影响，对此林博士提出检讨，首先是衡量标准过于主观，人的一切行为是否都从原生家庭而来，学校老师、同侪之间难道没有影响？又过度归咎过去，是否让人失去对自我行为的道德责任？
    林博士指出“世俗心理学其中一项重要错误，是把人基本上只视为受害者，当所谓‘基督教辅导’极力推行此观念，使人的责任消除，人的尊严和改变生命的盼望也同时泡汤。”他强调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应只问谁伤害过我？”也要问“我伤害过谁？我如何回应别人对我的伤害、我的回应有罪吗？”
    林博士强调人怎样响应过去的伤害是有盼望的，他举辅导的实际经验为例，面对心中的苦毒(无论向他人或自己)，求神而来的能力赦免，并且不断地用“感恩”来回应，“‘感恩’是最能胜过内疚和苦毒的道路。”此外，林博士提醒弟兄姊妹要不断让神的话语充满自己脑袋，如此才能赶走苦毒的思想。

 

（二）基督教辅导宜防备“自尊自爱”人本主义 

由台湾珍爱家庭中心主办的林慈信博士“心理学与圣经”研讨会首日讲座上，林慈信博士提出得胜苦毒最好的方法就是“为过去的一切感恩”，会后有人提问要感谢什么呢？林博士答道：就是感谢神。由于时间缘故，林博士在此并未多谈“苦难为何发生”的神学议题，但他要听众记得“无论你的遭遇为何，别人或你自己怎样犯罪、伤害了你，神有祂最智慧的计划。”并再次强调“怎样回应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是我们要在神面前负责的”，即“我们犯罪、我们负责。”
    “亲爱的弟兄姊妹”林博士语重心长地说，“神没有撇弃你，显然，家庭是影响行为的重要因素，但它不是唯一的因素，而这因素靠基督的能力绝对可以胜过！”
    另一重要影响现今教会的心理学观念就是自尊自爱，不幸的是许多人对其带来的祸害浑然未知！世俗心理学高举自我价值，彷佛“自尊”是一切成功的关键，“自尊”被认为是众善之泉。“所以很多人讨厌福音派宣讲人是罪人”，林博士不得不要弟兄姊妹注意“自尊自爱“理论背后“以人为本的中心思想”。
    宣传“自尊”者常讲“人必须先爱自己，才能爱别人”，此一观念已成今日社会乃至教会最流行的观念之一。基督徒心理学家特别得面临“自尊”与信仰中“舍己”的冲突，“为此不少人就极力反对或扭曲舍己(Deny yourself)的真义。”
    “解决信心低落问题的答案，不是自爱”，林博士指出“而是敬畏神”。在美国推行自尊运动者组织委员会，企图以数据证明自尊与社会健康之关系，然而调查结果两者间并无明显关连，甚至不少侵略性犯罪、校园中霸头，其实是自信过度者所为。因此《新闻周刊Newsweek》曾在一期以“自尊的咒诅 (The Curse of Self-esteem)”为题，报导因自尊运动发展带给美国社会的种种祸害。
    内中也提及“教会发现宣讲‘自尊不足’不像‘罪’那样使人反感，因此今日教会所传的‘罪’不再是传统所言，而是没有发挥应有的才能、自信不够。”林博士分享，有著名的主日学教材甚至为让儿童不致信心低落，其中一章教导孩子祷告“求神让我们能够对他人的批评充耳不闻。”
    著名的水晶大教堂前主任牧师罗伯•舒乐(Robert H. Schuller)更是在教会内外推行自尊运动的代表，他曾言“如果基督为我而死，我必定有无上价值”，其对罪的定义为：任何剥夺别人自尊的思想、行为，而所谓“重生”则是“从一不良的自我形象转变为良好的自我形象。”
林博士提醒教会，自尊自爱其实就是新纪元运动教导的核心。许多新纪元运动的交鬼者、灵媒强调的便是“人要先爱自己，才能爱别人”、“高举自我价值”，譬如好多年前的畅销书《与神对话》，作者于书中写道“你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你”等谬论。
    讲座中，林慈信博士特别推荐信徒读美国“心理学异端觉醒协会”(PsychHeresy Awareness Ministries)鲍仅夫妇、陈张逸萍所著《心理学不合圣经》、《心理学偏离真道》、《邪魔登讲台》(天恩出版社代理)等一系列讲述心理学、新纪元邪术中许多敌圣经思想如何渗透入当代教会的专书。不幸的是，据该书作者统计，目前心理学教育中有80%是与新纪元运动重迭，在基督教心理辅导领域中更高达50-59%，“新纪元运动、伊斯兰教俨然已成今日世界的两大宗教。”

 

（三）省查“内在医治”与“释放事工”之存在问题

许多自尊运动的推行者同时也宣传所谓“心想意成”的能力，即你所想的就能发生，心灵可以控制物质。对此，林慈信博士强调这是惟有上帝能做到的，只有祂是“凭己意行万事”的主(弗1:11)。然而这在坊间盛行、近似催眠的自我激励方式也在教会内逐渐流行。
    林博士指出“催眠和冥想是新纪元运动者常用来帮助人提升自信的方式。”而在心理学治疗上已广泛使用的催眠术，如今也以另一种面貌进入教会，就是许多人都听过的内在医治。
内在医治的前身是记忆治疗（Memory Healing），为美国人Agnes Sanford在1950年代结合“基督教科学会”（Christian Science）和“新思想”（New Thought）等类邪教的“信心治疗”和容格派心理学的部分观念，如内在孩子（Inner Child）等，所发展出的一套治疗模式。虽然每个作者或治疗者的办法略有不同，却有相似之处，就是在祷告的时候想象“耶稣”前来，治疗幼时心灵所受过的创伤。
    曾有华人教牧同工分享不少类似的祷告经历，过程中看到的种种画面，这样的祷告或想象被发展为观想(Visualize)，用心灵去看见或者收到一幅图画。(注1*) 曾有人说“观想是最好的祷告方式，因为有天它就会真实出现。”然而许多基督徒没有留意，林博士说：“观想正是新纪元用的一贯模式。”
    那么这样的想象是什么、其中应召而来的耶稣又是谁？林博士表示其实许多新纪元的交鬼者也鼓励人呼召耶稣，他们认为在冥想中想象圣人是有益处的，因此耶稣、佛陀都成了他们寻求的对象。“你以为你邀请耶稣，但应召而来的可能不是圣经中的耶稣”林博士警告，“观想耶稣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圣经上神说：不要为我雕刻偶像，心里观想耶稣与用金、银、泥土雕刻偶像并无二异。”
    而今天内在医治也常和“释放事工”（Deliverance）相提并论。所谓“释放”就是一般信徒所讲的赶鬼。工作者的信念是，人的问题，尤其不良行为，背后都有魔鬼作崇，例如桑得福认为有抢夺权柄的鬼、自我吹捧的鬼、贪婪的鬼、不道德性行为的鬼、性骚扰的鬼、控制跋扈的鬼。甚至有人要赶出酗酒的灵和抽烟鬼。

文章引自：http://www.gospelherald.cn/

 

 

 

今天的家庭教会，在诸多热中又多了一个神学热，在追逐这热潮的人中，有不少是出于肉体、以敬虔为得利门路的人。这些人学习神学，不过是为了达到满足自己私欲的目的。有些人的动机多少还披了层“属灵”外衣，是为给自己积累一些宗教资本，为自己增加沽名钓誉的资历，要以此抬高自己的宗教地位、满足自己的宗教野心；另一些人的动机干脆就是赤裸裸地属肉体的，有的是为追求神学班里的姐妹，有的是想借学习途径给自己捞取出国的机会，有的则是为了借学习到城里躲避乡下艰苦的环境，等等……反正今天的许多神学院是贴钱办学的，不但不需要学费，还管吃、管住、管分配，而且在大城市，更能满足乡下学生的城市瘾。为什么会有这类的现象？因为教会提供了这样的土壤，许多人要用办神学的名义来加增资本，扩展地盘，进而再向各差会、各母会捞取更多的奉献援助。这是个宗教乱象纷呈的时代，教会的混乱不可能不带来各类神学班的混乱。

 

面对这样的环境，属神的人不能不格外保守自己内心的清洁，省察自己学习神学的真正动机。

 

一、属神的人当保守心灵的清洁

 

古时以色列民“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　神心不诚实”，以至于被神弃绝，（参诗78：8）但大卫以“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诗51：10）与神同行，蒙神悦纳。可见同样称为神的百姓，却有两种在神面前的生活心态。在有形教会的历史中，始终都有挂名和真实的两种人，前者用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赛29：13）后者则是心口一致，以心灵诚实活在主前。不但教会中有真假基督徒之别，就是在重生的神儿女中，也存在着活在亚当里和活在基督里的区别。同样，今天神学学习者也有挂名和真实的两种人，在真属神的人中，也有两种心态，一种是活在肉体中学习，一种是活在基督里学习。因此，学习神学的人常省察自己的内心是否清洁与纯正不容小视。“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6：3、7、8）

 

清洁的内心与纯正的动机分不开。凡带着邪恶动机来学习的人，都不是真正蒙召来学习的，因而都不会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也都不会一心一意以诚实的心为主和祂的国度摆上。他们是出于自己的个人利益和盘算，是出于自我而学习。

 

相反，一个真正蒙神所召的，必带着正确动机，这人的内心是清洁的。“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诗73：1）“清心的人是有福了，必得见神”。（太5：8）神学学习的目的是借神学以学神，神学学习的过程就是不断亲近神的过程。神是至圣者，祂不能与恶同居，（诗5：4-6）一颗污秽、邪恶弯曲的心，至圣至荣的耶和华岂能住在里面？“　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提后2：19）那些挂名的人可以混在圣徒的团契中，但最终是进不了天国的。（太7：21-23）真基督徒虽已重生，有圣灵内住，假如他们又活在肉体中，听任心里充满荆棘蒺藜，又怎能经历得到神的同在呢？因为神是不喜欢恶事的神，“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约壹2：15）

 

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恶事，摒弃一切邪僻的心思意念。假如你们是带着不纯的动机而来，存着不洁的心学习，神岂不鉴察？不但不能收到学习果效，反而惹神鞭打、自取其辱。心不清洁的人不得见主，你们或许能见到一个又一个牧者，学到这个那个论，却休想亲见圣洁主的荣面，听见神对你心灵的说话。神学光是一套理论吗？神是一僵化、任人分解的机械原理吗？若不能更认识主，你学神学又有何用？而若不能在心灵中遇见主，又如何认识主呢？真信仰就是使不认识神之人得以认识神，使与神分隔之人能与神同在，而神的同在必定是在清洁的心灵之中的。正是因为人心都污秽了，所以神才主动赐给我们新心；正是因为人心都刚硬了，所以神才将我们的石心变成肉心。（结36：26）

 

神在旧约中曾宣告祂要做一件新事，（赛43：19）这件新事是什么？就是在祂在基督里做成的救赎之工。这件事情很奇特，信的人就被建造，不信的人要跌在其上。（路20：18，彼前2：6-8）因此，有形教会里的腐败是出于神的容许，神要让一切不喜欢真理，只喜欢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帖后2：11-12）他们跌倒在这块石头上也是命定的。（彼前2：8）在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主就借着西面告诉我们：这孩子被立是要叫许多的人跌倒，许多人兴起（路2：35），这是我们看到的圣经总的原则。神的智慧深不可测，因此，不义的人要丢弃自己的意念，诚心归向神，（赛55：7）当存恐惧战兢的心做成得救的工夫，（腓2：12）以虔诚敬畏的心活在主的面前。（来12：28）

 

我们处在新约的恩典中，这恩典是祂的儿子用命换来的，恩典白得，但代价极重，如果有人自称是属神的，重价之恩已临到自己身上，但石心依然还是石心，污秽的心依然还是污秽的心，那么，新约与旧约区别何在？到底是神无力改变你，还是自欺欺人？神是智慧的本体，祂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今日山羊绵羊共存，稗子麦子齐长，外面好像没有区别，但区别是在里面，只有等到那日，这个区别才完完全全显出。（参太25章）正是因为如此，才有十字架可言，才有信仰的试验可言，否则，还试验什么呢？背不背十字架有什么区别？所以，那些以外在代替内在，落在宗教形式化中，不追求内在生命实质的人有祸了，他们到那天才知道什么是真宗教的“真”和“活”。我呼吁弟兄姐妹，既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就不应当再站在旧生命的地位中学习和生活，在旧生命旧地位中，就是活在不信的状态中，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罗14：23）不在信心之中，必定就在充满各样情欲的旧我之中，只会将永生神离弃了，（来2：12）甚至连坐在这里听道，也带着满心的诡诈和情欲。求主保守我们，使我们永远珍惜祂为我们造的“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诗51：10），追求内在的敬虔，做内里的诚实、正直无妄的人。求主怜悯我们，不与恶人同谋恶事、同行罪路，能以清洁的心投入学习，做个真正学神学的人。

 

二、清洁的心源于新的生命

 

神的灵是用真理的道喂养我们，使我们不断成长。神的道是圣道，是清洁的，污秽的旧心不能领受，（彼前2：1、2）人必须在新生命中才能领受这道，必须用清洁的心才能与主亲近。因此，神学学习的过程就是保守己心的过程，就是成圣操练的过程，也是对付罪恶的过程。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原文作种）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约壹3：9）如今你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向神正直的生命；如今你有一颗清洁的心，这颗心是不容任何掺杂的心。虽然你会软弱跌倒，但软弱的人，义心会为罪忧痛，他们不会故意犯罪，而且跌倒了会靠着主的恩典爬起来。

 

蒙恩之人是还处在医治过程中的人，他们还常有软弱，但他们犯罪的时候，不是里面那个新生命在犯罪，而是旧生命的隐恶在里面发动，所以保罗才说：“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恶作的”。（罗7：17）但这绝不能成为蒙恩之人逃脱罪责、赖恩犯罪的借口，因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正是因此，新造之人的旧生命隐恶一发动，新生命就会忧愁。这种属灵的忧愁又会催逼着他千方百计地要离恶向义，但又无法靠着自我的功劳和行为，而只能靠着信心才行，就如同当初是唯独借信心靠着基督才能治死旧人一样。神就是用这个方法熬炼我们的信心，催逼我们因信成长。这样，成圣的过程就是活在信心中的过程，成圣的过程就是不断归回那一次归正的过程。一次归正带来了一生持续的归正，一次的悔改带来终生持续不断的悔改。

 

真信徒终其一生的过程，其内心都面临着两种生命律的冲突和争战。得救既不表示信徒的旧生命已完全死绝，也不表示信徒的旧生命活着，而是表示信徒“旧生命残余状态”还在，神还许可它熬炼着你一生。所以，圣经一方面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2：20）一方面又提醒我们要“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罗8：13）因此，只要在地上，无论信徒的灵命有多丰满，都仍有跌倒的可能，但我们的跌倒不是出于这新生命，而是旧生命“盈余的邪恶”使然，（雅1：25）是因为我们未持定基督、不住在祂里的缘故。（约15：5-6）

 

旧我是丑陋的，再可爱的弟兄，当他活在老我中的时候，从他里面出来的都是可怕的。大卫如此爱主，但犯罪时却像禽兽一般。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存包容的心规劝犯罪的肢体，“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来3：13）一方面要勇于自省，对付自己内心中每一个微小的犯罪之念，勇敢攻克己身。（林前9：27）但在对付罪恶的过程中，我们却要清楚，我们不仅仅是为责罪而责罪，为认罪而认罪，因为罪的问题主已经解决，祂已献上赎罪的祭。“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来10：14、18）我们今日对付罪，是出于因感恩而要荣耀主的心愿，是出于对新生命新地位的珍惜，是出于重生生命的圣洁本能。成圣的追求，对罪的对付是靠那老我解决的吗？当然不是，当初我是如何靠耶稣救我，今日我也是如何靠着耶稣成圣。

 

“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罗6：2）每一个再微小的罪，都是出于那已与主同埋的旧生命。因而，信徒每一次犯罪是否悔改，都涉及到他是否依然在坚持当初的认信，是否在真实实践那一次领受的信仰，是否要甘心丢弃那已死的旧生命。就是说，我们每一次的悔改都是归回当初那一次的悔改。每一次你犯罪都是因为我们远离了所信之主，都是因为我们不站在新生命的新地位上，不顺服圣灵的结果，因而每一次的悔改都意味着我们必须丢掉这个旧我，回转归向主，这叫做持续归正。当你说了一句谎话，你不单是来认这个说谎的罪，而是透过认这罪，认识到自己又站错地位，又活在旧生命的状态，处在与神对立的地位中。每一次犯罪都是背向着神，因此，我们每一次的悔改都是回转。感谢神，对于真正得救的我们，他们虽有成长过程中的软弱，但只要有悔改的心，连他们的软弱也都能被神使用，表达出恨罪爱义的本质，成为荣耀神的工具。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清洁的心不是源于旧生命，而是出于新生命。老我之中没有清洁的心，自我中心的人是免不了邪情恶欲的人。所以，信徒必须站稳立场、活在主里、顺从圣灵，才能保守自己内心的洁净。亦即，良心的清洁是出于信仰，而不是出于自我的行为，这与道德主义的内在修养观有完全的区别。我们的旧生命已经死了，如今是活在新生命中。在地位上，我们看自己是真的死了，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承认：在成长经历的过程中，得救之人仍可能又离开主，活在旧我中。因此，无论是谁，假如不活在基督里，不顺服圣灵，仍在旧生命的状态中，其心必不清，其动机必不纯，学习必走岔路。除非借悔改更新，活在新生命之中。而这，就是一个人能否保守自己手洁心清的关键，也是今后能不能学好神学的关键。

 

我们里面好像有两张张着的口在等着我们喂食，一张是旧我，一张是新我，而我们时间、精力、资源，尤其是眼所看耳所听的，都是在喂养。假如我们喂新我，新生命就长大；如果喂那旧我，旧生命的残余就越发大了。因此你千万要留心怎么看、怎么听？要留心自己把精力花在哪些方面？在喂养哪张嘴？

三、清洁的心在于坚定站在蒙恩的地位上

清洁的心源于新的生命，只有清心才能领受真道，但我又怎样才能保守自己活在新生命中的呢？乃在于持守信仰，运用信心，坚定地站在自己已蒙恩的地位上。

刚才我说真信徒一生内心都存有着两种生命律的争战，但这并不是说信徒里面有两种生命存在。真圣徒只有一种生命，就是新生命，但却有旧生命的形态。为什么需要强调信徒已没有两种生命了呢？因为如果在这个地方教导错了，必会导致圣徒在成圣观上出现混乱，失去内心的平安，不能放心追求长进。他将一生不得安稳：到底我已得这生命了吗？到底我的旧生命死了吗？为什么我重生了却又明明还有旧生命，这岂不是说我有两个生命？这样的挣扎只会使人陷在人格的分裂状态中。因此，在这里我们必须坚定，回答必须简单明了。

 

一个人只有一个生命，不可能同时是死人同时是活人，同时有两样的生命在一个人里面。你要么重生，要么没有。只要你真蒙重生，得救的地位就很安稳，因为你已经得到了新的生命，这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不会半途而废。信耶稣得永生，什么是永生？永生不是“半生”，领受永生的人不会一半又死了。所以我们说，一个人一旦得救就永远得救。这“一旦”是神的“一旦”，而不是人举手表决的“一次”。

 

但你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去，由此推出一旦领受了新生命，从此就再也不会犯罪的结论。要知道，真信徒里面虽只能有一个生命存在，这生命就是基督的新生命，但在这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他还活在肉身中，神还容许那已死掉的“旧生命盈余的邪恶”残存，我把它叫做“旧生命的形态”。神为什么不一次过地使我们完全彻底脱落旧我呢？实际上，在超时空的内在生命中，神正是已经“一次过”救我们脱离了败坏。但在今生，这个“一次过”，要铺展在我们成圣经历的漫漫旷野路中。神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谦卑依靠祂，去经历祂救赎我们、制服我们那个“旧我”的过程，以致使我们能将当初因死在罪中而无意识的被动得救，转化成有意识的主动经历，使我们亲历祂之恩典，真心生发要祂弃己之心。

 

我们一生的成长过程，就是大卫家不断的兴盛，扫罗家不断衰微的过程，新我如大卫，旧我似扫罗，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作王，直至最终完全彻底掌权于全位格的每一寸心土上，是我们成圣的目的。大卫是神所膏之王吗？是，但在未登基前，他一定要经历被扫罗欺压的处境。我们这追求的人在成圣过程中，也一样要经历新生命被旧我压制的挣扎过程，但你必会看到新生命的不断成长，因为新的是活的，旧的是死的；活的才会长，死的不会长。

 

属灵的道路就如以色列民走旷野的路，我们走这一条道路，终其一生都有两律相争，顺从圣灵的人得生，放纵肉体、不去对付自我的人必定失败，就算得救了，最终也是羞羞耻耻地见主。（林前3：15）

 

神学学习也一样，学习的过程正是经历这个灵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里面有个敌人，就是旧我，它会不断地搅扰你，乘你软弱要吞吃你，就像亚玛力人不断骚扰以色列人一样。因此，你总要警醒祷告，不入迷惑。神当然可以一夜之间反手制服你的仇敌，但祂通常不这么做，而是要领你经历许多战役才逐步得胜。目的无它，正是要透过这个过程，让你学习呼求、依靠、仰望祂。祂要让你谦卑顺服，去依靠祂胜过余恶，并且晓得祂儿子为你舍命流血的功劳有多大。否则的话，你永难体会主耶稣舍命流血的牺牲有多大，也感受不到自己的罪有多可怕。只有当一个人感受到罪的可怕，才能知晓自己的无能为力；也只有当一个人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全然败坏、全然无能时，才能因爱的催逼而生发感恩之心，才会自觉地将生命主权交给主。

 

基督教的真理是生命性的真理，要求人要用生命来领受，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许多人不能认同人已全然败坏和神的永恒预定教义的真正原因所在，因为他们缺乏内在的生命经历。当然，我们领受这教义的人也须小心，并不是所有人一得救就立刻知道自己是全然败坏的，而且，头脑中的理解并不等于生命中的认同，信徒往往需要走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生命历程后，才能消化所领受的真理。愿主使我们真正体验到自己的旧生命是何等顽梗强悍，体验到自己是多么无能为力，体验到祂对我们救赎的宏恩是何等浩大，使我们从心里生发出对自己全然败坏和惟独祂恩典的真实认同！

 

清洁的心是从哪里来的？是因活在新生命中而来的，是从我们所站的蒙恩地位而来的。弟兄姐妹，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你会有软弱，但要坚定信心，站稳立场，保守自己内心的洁净，看守自己的衣衫。（启16：15）务须记住：所有的败坏均出于旧生命，你当勇敢直面，却要因信靠恩，转到正确的地位上来，不能赖在软弱的老我中，听任自己迷失：“我就是动机不纯，我就是好吃懒做，又怎么样？”今天主的恩已经临到你了，现在的你已不一样了，主的光已发出，主的灵已赐给你，主的生命已在你里面，他在你身上不是软弱的，是有大能的。（林后13：3）

 

“我们若爱神，又遵守祂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祂了，并且祂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约壹5：2-5）

文章引自：http://www.crca.com.cn/

                     
                                                   范泰尔论巴特的圣经观
                                                    范泰尔著  曾劭恺译

     我们如果要欣赏伟大的德国神学家巴特的作品，我们就必须明白，他的目标是要焚毁现代神学这间房屋。我们为此十分感激，因为现代主义这间屋子是该被烧掉的;这间屋子里面并没有永生。
     但是巴特同时也正在尝试焚烧正统神学这间屋子。这把火的火势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他甚至还坚持说我们的房子阻住了风势，使得我们隔壁那间房子的火势无法得以助长。他认为如果两间房子不一起烧掉，那么就没有一间能烧得掉。所以当他在批评现代派的启示观的同时，他又一面批评正统神学的圣经教义。
     巴特在他的著作《神的话与人的话》（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中，十分清楚地表达了他对于圣经的看法：“圣经是由一个古文明宗教（译者按：犹太教）以及一个近东古希腊教派（译者按：在这里指保罗在希腊所传的基督教）所产生的文学作品。作为一个人类的文献，圣经并不能够让我们明白任何先验的教理（译者按：此处亦可翻译成“圣经里并没有客观的真理”）。这是今天万口都承认、万民都相信的事实，因此我们可以将之视为理所当然的。这是一扇已经敞开的门，我们不需要再试着破门而入。因此当我们很严肃但可能不是那么热情地以客观精神来研究圣经时，我们不需要刻意去招惹那些持守‘坚信字句的死信仰’的‘固执正统派’人士，挑起他们那种对于科学感到忿忿不平的宗教狂热主义，而造成不必要的争端。因为这实在是太明显了：如果要有智能、有果效地讨论圣经的话，我们就必须对圣经里面属人的、属历史的、以及心理学上的特质作出批判。我们高等及低等圣经批判学派中的老师们，以及教牧界中的开明人士曾经打过的那场仗，现在已经打完了。”

                                                     圣经是神的话语吗?
      读了刚才那段话之后，还需要怀疑巴特到底是不是想推翻正统神学的圣经观吗?
      但有人会说：“我曾经亲自采访过巴特，我确定他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啊！我问他，圣经是如现代派的人所言，只是包含神的话，还是如正统派的人所言，圣经就是神的话。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圣经就是神的话。你还能说什么呢?”
     但我们需要认识到，单单表面的文字，是不足以代表一个人的立场的。假如我们肯定巴特是位深思熟虑、在神学系统上前后一致的思想家的话，我们就不能片面地肯定他认圣经为神的话语，而忽略了他全心接受现代派的负面批判以及教义重建的这个事实。不管巴特在说“圣经是神的话语”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我们很确定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与正统基督徒所讲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

                                          巴特是否持路德及加尔文的观点?
     可能另外有人会抗议：“没错，基要派是无法把巴特当成朋友的。巴特不是字句的仆人。他不会愚蠢到去相信圣经是圣灵逐字默示的全备启示。巴特的基要主义与美国的基要主义是相当不同的。”
     “你不知道吗?基要主义是在路德宗与改革宗的学术时代所产生的。路德与加尔文都不是死守字句之人，但他们都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啊！巴特的思想，基本上与早期的改教思想是一致的。”
     对于这样的论调，我们不需要计较“早期的改教思想”里面，到底有没有逐字默示的概念。就算路德及加尔文只有认定圣经本质上完全的正确性，而没有强调全本圣经都是圣灵所默示的（其实他们有），巴特与他们的论点还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为对于巴特来说，任何的书，只要是人类思想在历史中的产物，它在本质上就不可能是神完全正确的话语。根据巴特的说法，做为一本人自认为领受神的话语而记录下来的书，圣经虽然可能在本质上完全正确，但是这个正确性并非恒常不变的。虽然圣经可成为神的话语，但它只是神话语的一种型态表达，而神话语的型态表达是常变的﹝见下：圣经的可知性﹞。这种动态的启示观，使得巴特对于圣经的看法与正统神学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假如我们还想更确定巴特的动机是要完全推翻正统神学的圣经观，那我们不妨来思想一下基督教神学（Protestant Theology）里面所强调的“圣经完全性”（Theperfection of Scripture）。这包括圣经的权威性（Authority）、必要性（Necessity）、可知性（Perspicuity）、以及全备性（Sufficiency）。巴特是否以基督教的观点接受这其中的任何一项呢?我们不这么认为。

                                                 圣经的权威性
     但今天大家不都说巴特是传讲神话语的大先知吗?不是他把我们从人的话语里呼召出来，进入神的话语中的吗?不是他呼吁我们要无条件地顺服神的话语吗?
     没错，从某个角度来说他确实是，但不是从正统基督教的角度来说。巴特在他一生建立神学思想的每个过程中，都不断地呼吁，圣经不可能是从神而来、一次赐下而恒常不变（once-for-all）的启示。他甚至不只一次地将良知（conscience）以及神的话语划上等号。他说良知是“生命里完美的引导者”（“the perfect interpreter of life”）。这种观点很自然地会导向布贺曼主义（Buchmanism. 译者按：Frank Buchman，英国宗教家，1878-1961）以及其它主观主义运动（Subjectivist Movements）的结论。（译者按：主观主义Subjectivism 为一哲学思想，认为人的知识只能建立在直接的主观经历上;合理的道德标准只能建立在个人主观的良知之上。因此社会上的道德标准都是不合理的）。巴特也毫不认为有必要将圣经里所提到的历史当成真正的历史 。巴特的动态（activistic）启示观完全否定了基督教的圣经权威性。

                                               圣经的必要性
     在讨论了圣经权威之后，改教家们紧接着提出了圣经的必要性。“他们相信，神凭着祂的主权乐意使神的道成为教会的根，故圣经乃为必要” 。“圣经必要”的这个教义与天主教以及重洗派（Anabaptists）所谓“神活跃的声音”（the living voice of God）是恰恰相反的。
     关于这点，巴特的看法与天主教、重洗派、以及士莱马赫（Schleiermacher）的看法是较为接近的，但与更正教（Protestant）的看法却相差甚远。巴特很明白地说道，讲道的时候不应传讲在圣经中已经显明的道。对巴特而言，将圣经当成神某种完备的启示（complete expression of God’s will）就等于是在限制神的主权。巴特是如此热衷于护卫神的“主权”以及“自主性的恩典”（Free Grace，亦可翻为“白白的恩典”），结果却使自己成为了正统“圣经必要论”的仇敌 。巴特是如此地反对现代派的圣经观，却对正统的圣经观充满了更多的苦毒。

                                                     圣经的可知性
     在圣经的权威性以及必要性之外，基督教神学还强调圣经的可知性。只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任何人都可以明白他所当明白的。只要他以经解经、以较明显的圣经原则来解释较不易明白的经文，那么他就不需要担心自己无法明白圣经中的基要真理。没有任何“活跃的声音”是解经时所不可或缺的，罗马天主教会也不例外。
     关于这点，巴特的看法也与正统神学背道而驰。巴特认为人类的语言都是有限的，所以没有任何人类的语言可以成为神直接启示的媒介，因此圣经里面充满了杂质;我们必须先把这些杂质清理掉，才能得见神话语的真面目。圣经里面的文字只不过是我们的路标，指引我们找到神话语真正的“型态表达” （”????”. 译者按：巴特在此使用的是”Gestalt”这个德文字，其中包含了“被表达的”“大小”、“数量”、“形状”、“等级”、“次序”、“外观”等概念）。“只有神了解祂自己，以及祂的话语” 。把圣经当成神的话语来相信，是一种很盲目的行为 。先知与使徒们的手是指向天上的，鼓励我们也向上看，期盼我们或许能够遥遥听见神所说的话。对于巴特来讲，把人所写的圣经当成是神直接赐下的话语，是一种骄傲的表现。罗马天主教在宗教改革之前把圣经从人群中夺了去;宗教改革重新把人带进圣经的光中，巴特却想把圣经从人群中再次夺去。

                                                    圣经的全备性
     最后我们要来思想圣经的全备性;这也是基督教神学所强调的教义。“改教家们一致否定，在圣经之外还有神没有写下来的话语。”
     就圣经的全备性这点而言，巴特亦是否定了正统的教义。当巴特提到神把先知的预言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说：“他们（以色列人）以持有者及守护者的身份所领受的这些预言，是可知的印证（signs）、见证那不可知的真理，就是那救赎的真理，是为了那本来无可救拔的世界所预备的。至于他们所持有及守护的是摩西或施洗约翰、是柏拉图或是社会主义、或任何住在不完美之人性中的道德观，都是一样的。 ”假如有人认为这句话不足以代表巴特的立场，那我们可以再看看巴特的最新著作—《教会教义学》;我们在里面会发现一模一样的观点。在他较新的著作中，他并没有那么鲁莽而直接地否定圣经的正典。有时他似乎还肯定正典的必要性 。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正典只不过是基督教思想的结晶。圣经不应被当做一份已经完成的历史资料。正典只不过是神启示的起点;神亦藉由人的讲道来延续祂的启示 （译者按：参林鸿信《教理史》页323，礼记出版）。改教家将神写下的话语看为祂启示的最高潮，可是对巴特而言，当神的话语被写下来时，那活生生的话语就被僵化了，尽管这个僵化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不管我们如何发挥我们的想象力，也无法让巴特的圣经论与基督教的观念沾上半点边。这是一件小事吗?这是个我们可以置之不理的小细节吗?在基要的圣经论上出了问题，在其它的基要真理上还能站得住脚吗?除非圣经论在基督教里面是个次要的教义，否则这是不可能的。但事实上，圣经论在基督教，尤其是改革宗神学里面，是最基要的教义之一。

 参考文献：
The Presbyterian Student， No. 1936
K. Barth，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 （神的话与人的话）
K. Barth， Credo （我信）
L. Berkhof， Reformed Dogmatics （改革宗教理学）， Introductory Volume 
K. Barth， Dogmatik （教义学）
K. Barth， Kirchliche Dogmatik （教会教义学）
K. Barth， Romans（罗马书注释）， p. 79

 

 

                                                      《我为什么信上帝》
                                                   哥尼流•范泰尔著  王兆丰译

      作者简介：
      哥尼流•范泰尔1895年出生在荷兰，十岁时全家移民美国，在印地安那州的荷兰移民农庄上长大，毕业于加尔文学院，并获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护教学讲师。1929年因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放弃传统的改革宗神学走向神学自由化，范泰尔与十二位教授一离开普林斯院，后来他奠立了威敏斯特神学院，他在威敏斯特任护教学教授达42年之久，在他大量的著作中包括了《捍卫信仰》，《基督教与巴特主义》以及许多系统神学和护教学的书。
      这篇与一位假设的不信者间的对话是这位学者、教师的个人见证。多年来，范泰尔通过他的笔与他教的学生们改变了我们这个时代对基督教信仰的护教方式，他强调对全能的创造主、救赎主的敬拜，极力主张神的话必须高于所有人类的思想与行为，他证明了现代基督徒那种先接受一种不信的假设，然后再试图要来向不信的人证明基督教是可能的或者是很有可能的，所谓传福音的方式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他所做的是宣告永活神的名字就是真理，离开了创造主上帝，被迷的人既没有意义也不可能存在，神是生命之源，是光，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在他的光中我们看见了光。

 
      我确定，你已经注意到最近许多科学家、哲学家在大谈宗教和上帝，科学家诸如简斯博士、爱延顿爵士等都承认，那些说自己有过信上帝的经验的或许是有道理的，哲学家焦厄德博士写了“罪恶的莽撞”而促使他不得不来看一下关于上帝是否存在这个辩论，或许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在喝下那杯毒酒的前一天，在为这个同样的问题苦苦挣扎？你问自己，死后到底有没有审判，你说，“我能确信没有吗？我怎么知道没有上帝？”
     简言之，作为一个具有责任感的人，一个知识分子，你有时也会问自己一些问题，一些关于你的思想，你的行为的问题，你已经看到了或者至少想到过哲学家们是怎么给现实下定义的。因此，你是愿意要听一听我信神的理由的。
      让我们从对过去作一个比较开始。今天，人们热衷于讨论关于遗传与环境之间的辩论，或许你认为我之所以信上帝是因为我从小受的教育，我自己当然不这么认为，我不否认小时候家里就教导我信神，但我肯定地说，当我长大后听到了那些反对信上帝的全面的理由与声明，并且正是因为听了这些理由与声明之后，我比以前更相信神。事实上，我认为若不信上帝，整个人类的历史与文明都是荒谬的，没有理智的。此点是如此真实，以至我提出这样一个论题，即：除非是上帝在维持万有，你就不可能为任何东西找到意义，我若不确定上帝是理所当然的存在的，我甚至都不能来辩论说相信他这件事。同样，我可以据理力争说，若不认为上帝是理所当然存在的话，你也不可能来争论说你不相信上帝，上帝就象是那门你要用来把他轰得无影无踪的大炮的炮座。然而，你在听完我简短的故事之后，仍以为这是一个遗传与环境的问题，我也不会太激烈地反对你，我的整个观点就是，我在孩提时代所信的和我成年之后所信的之间完全合谐，原因很简单，因为上帝自己就是那个我孩提时代被教导引领，我成年之后变得有知识的环境本身。
      我们常常被告知生活中的许多事都出于偶然，我出生在荷兰，一间以奶牛为伴的茅草屋的家里，你或许出生在小木屋里或许出生在州长的豪宅里，让我们假设你出生在华盛顿郊区的一家现代化的产房里，这难道对你人生的目的、意义很重要吗？
      因为我们都出生在“基督教文明”里，因此我们可以将讨论限制在“基督教的上帝”这个概念里。我相信的就是这位神，你不相信，或者至少你不知道你是否相信，这个限制可以作为我讨论的起点，毫无疑问，若不知道这位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那么讨论上帝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
      到此为止，我们至少知道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什么样的上帝，若在这个前提下有个初步的认同，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上帝的存在与否了。你所期望的是我讲出足够的理由来使你相信上帝，我马上回答说这正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但有一个想法使我犹豫起来，假如你真的不相信上帝，那么你自然而然地不相信是他创造的，而我相信上帝也就自然而然地相信无论你怎样想，你真的是他创造的。那么当然，上帝创造的相信上帝是件合理的事，因此，我想要说明的只是，即使对你说来信上帝不合理，但就你本身而言，信上帝这件事是合理的。
      让我们先回到成长背景的事上来，我现在仍然可以象个小孩子一样在堆草料的仓房里围一个沙盒子出来。在此草料房里，有张工人睡的床，门对着奶牛棚开着，我曾经多么想要获准在那张床上睡上一夜啊！最后终于获准了，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谁是佛罗依德，但我却听说过“精灵”和“死亡先遣者”的名字，那天晚上我听到了因奶牛走动，身上的铁链发出的声音，我知道那里有多少奶牛，这些奶牛常常搞出铁链的声音来，但是，过一会儿之后我就不能确定我听到的到底只是奶牛们在把链子弄出声音还是其它什么声音，那奶牛棚后面的走廊里是否有人的脚步声？当时我已经学了怎样祷告，这些祷告词是这样的：“主啊，改变我，我就可以被改变”，那天晚上我也没有想到过这里所含有的似是而非的现象，我就是这么祷告的。
      我不记得是否向父母说过我的不安，他们也不可能向我提供现代的补救方法，他们的字典里是没有“心理学”这个词的，但我却知道假如我告诉他们，他们会说什么，当然没有什么精灵，我当然不必害怕，因为我的身体，我的灵魂都属于我的救主，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是他的复活而使他的儿女都被从地狱救到天堂上去，我应当常常迫切地祷告，或许在圣灵会赐给我一颗新心，好叫我真爱神而不是爱罪、爱自己。
      我怎么会知道他们会说这些东西呢？因为那是他们经常说的话，不，应该说那是我们家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家并不是那种极度虔诚的家庭，我也不记得家里有谁曾因感情冲动而产生爆发的场面，最常见的是夏天收割，贮存草料，冬天照顾奶牛和羊。但就在这些日常的作息之中存在着一种深深的影响、调节作用。虽然没有那种突发的热带暴风雨般的复兴，但相对湿度却一直很高，每顿饭全家都坐在一起，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先有开始的祷告，也有结束的祷告，每次都读一章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或在早餐、或在晚餐，我们能听到或是新约，或是旧约。我并不是说，我最后总是理解明白全部这些，但那总的效果是无可置疑的。对我来说，圣经的每个音节、每个章节、全部内容都是神的话，我学到了我必须相信圣经的故事，信心是上帝所赐的礼物，历史上所发生的事，特别是发生在巴勒斯坦的事是最重要的事。
      一句话，我就象焦厄德博士所称的“局限的、目光狭窄的”，我是被以最彻底的方式“影响、调节的”，我不能不信上帝，信基督教的上帝，信整本圣经的上帝！
你的童年时代可能没有那么多限制，我猜想，你父母在他们的宗教观上是很受启蒙思想影响的，他们给你读的是这个世界的圣经，而不是巴勒斯坦的圣经。不，你说他们不没有这么做。他们不想在你小的时候就以宗教来困扰你，他们想培养你从小就有一个开放的思想。
      我们是否可能说我从小就被影响、调节而信上帝，而你则从小就让你自己自由地发展，让你凭自己的爱好来作判断？但那是不太可能的事，你我都知道每个孩子都受他生活环境的影响，看来你从小就被彻底地影响、调节不信上帝就如我信上帝一样。好吧，我们不要相互指责，假如你说我一开口就是信仰，那么我就要说你一张嘴就是不信。
      我不到五岁那年有人——我不知道那是谁，将我带到学校。第一天就打预防针，很痛，我至今还记得，但上学之前我早就开始上教会，我清楚地记得我穿着那双擦得亮亮的皮鞋去的。事实上，我在去任何地方之前就去了教会，我还是婴儿时就受了洗，受洗仪式上，牧师对着我读了一段正式的文字，庄严地宣告说我在母腹里时，被生出来之后就有了罪，因为我的父母和所有其他人一样，从亚当那里继承了罪，亚当是第一个人，他代表了全人类，那段文字接着指出，我虽然不可逃避的出生在罪的状态中，作为一个盟约者的孩子被基督救赎，在此圣礼中我的双亲庄严地说，在我懂事起的那一刻他们就会尽他们所能在信仰上教导我。
      正是因为此誓言，他们送我上了基督教教会小学。在我学校里我懂得了我被从罪中救出，并且属于神这件事比我所知道的所做的任何事都更重要，我看到神在大自然里的创造大能，在历史中的护理之工。
      当然啦，学校里也有打架，我也参加过，虽然不是每次都参加。当时穿的那种木鞋子是最好的武器，但学校严厉禁止使用，既使是作为防卫之用也不例外，教师们和家长们都教导我们打架是与罪和邪恶连在一起的，尤其是当我们结伙出去和公立学校的学生们打架。那边的学生骂人的词汇特别多，说我们是什么“好东西”，我们渐渐地有人与人不同的感觉，晚上父母会告诉我们，一定要学会面对世人的嘲笑，自从该隐以来，世界不都一直在恨教会吗？
      我想，你的早期教育是很不一样的，你上的是“中性”的学校，就如老师在学校教的，你父母在家告诉你的那样，他们教你要“思想开放”，你学的自然、历史中是没有上帝的，你所受的的训练一向是没有偏见的。
      当然，现在你知道的更多了，你认识到这一切都不过是纯粹的想象，“没有偏见”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偏见而已，这种“中性”的概念，仅仅是件无色的外套，所遮盖的是里面对上帝的反对态度，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不赞同基督教上帝的人是反对上帝的人。你看，基督教的上帝作的就是这样惊人的宣告，他说全世界都属于他，你是他的被造之物，无论是吃、喝或是做任何事，你的责任就是要荣耀他的名。上帝说你是在属于他的地上生活，他的地上到处都有属于他的标志，既使你以每小时七十英里飞奔也不会看不到这些标志，圣经中的上帝宣告说这个世界上的每样东西上，都刻有他的印章。面对这样的上帝，你怎么可能是中性的呢？你若是美国公民，7月4日在华盛顿的人群中，你会不会想到林肯纪念碑是属于谁的？当你抬头望着那被称为“旧时光荣”[注：美国国旗]在飘扬时，会不会想到这面国旗代表什么？若你是美国公民，却对美国保持“中性”，你难道不配被称为“没有国籍的人”吗？
      然而在更深的意义上，你若不承认上帝，不荣耀他的名，那么你就只配永远活在没有上帝的光景之中，你连自己都是承受他的形象被造，你怎敢利用上帝的世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呢？当夏娃还在伊甸园的时候，她在上帝与魔鬼之间还是中性的时候，哪怕将双方作平等看待，她已经偏向了魔鬼！
      我看得出来你对我的这段对话没有兴趣，你的思想还是开放的，中性的，是吗？你已经学到过，任何一种关于生命的理论都有与其它的理论同等的权力来表达自己，对吗？我不过就是在请你听一听，看一看基督教概念里的上帝以及关于他的概念，假若基督教上帝存在，并且他存在的证据显而易见，那么不信他就是不科学的，是有罪的。焦厄德博士说“上帝存在的证据根本不明显”，他的理由是假如显而易见，那么人人都已经信了他。现在我们来回应他这个观点。假如基督教上帝存在，证据就必须显而易见，因此，为什么不是“人人”都信他的原因就只能是因为“人人”都被罪蒙闭了眼睛，人人都戴着有色眼镜，无一例外。一位年轻人出去打猎，他从悬崖上跌入一个盲人谷，这里没有出路，他告诉盲人们说他看见太阳，看见彩虹，但他们不明白。当他向一位美丽的姑娘说爱的语言时，她却明白了他，女孩的父亲不愿将女儿嫁给一个经常在说不存在的东西的疯子，于是盲人大学里的那些伟大的心理学们主动愿意来医治他的病，方法是把他的眼睛缝起来，他们向他保证说这样他就会象每个人一样变得正常了，但这个头脑简单的年轻人抗议说他确实看见了太阳。
      我所提议的是，不仅要为你的心，你的意志做手术来改变你里面，连你的眼睛也同样需要手术，来改变你的外貌。
      不过请等一下，不，我不是提议要来为你做手术，这类手术我根本不能做，我只能建议，你大概是死的或许是瞎的，但只能由你自己来好好思考，假如做手术，这个手术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做。
      还是让我们先来结束我们的故事吧。十岁那年我来到美国，后来决定进神学院学习为将来事奉作准备，进神学院之前当然包括在基督教的预科学校学习，各门课的老师们都以基督教的观点教学。想象一下吧，不仅是信仰，连代数老师都以基督教的观点教学！他们教导我们说，所有的事物，事物之间的联系包括数学在内，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样式是因为上帝的计划与安排。因此，假如离开上帝，万事万物甚至它们的定义都不仅不完全并且也是错误的。我们是否知道还有其它不同的观点？我们是否听说过进化论，听说过康德？就是那位伟大的现代哲学家，他结论性地指出所有关于上帝存在的辨论都是没有根据的。是的，我们知道这一切，但是在知道的同时，老师们也给了我们对他们的驳斥，这些驳斥看来对他们的各种理论是合适的。
      在加尔文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情况也是类似，我指的是1929年以来现代主义在普林斯顿占了上风之前的事。例如，威尔逊博士常常告诉我们那种所谓的“高等考证”（注：即以人的标准对圣经进行审查、考证）的目的是要来破坏我们对旧约是神的话那种孩童般的信心，同样，梅程博士和许多其他老师宣告说，新旧约基督教是可以从智力上加以捍卫的，圣经是完全正确的，你可以自己去读一读他们的论文和著作，总而言之，我看到了历世历代以来最有能力的信徒们从每一个角度对历史上的基督教和神的教义作出的最佳的解释。
      我相信谈论到这些能帮助我们来简单、清楚地回答最基本的问题。至此为止，你应该比较清楚地了解，我所说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假如上帝存在，他就是那位我的父母我的教师赖以支持的上帝，正是他影响调节了我早年生命的东西，也正是他影响调节了所有一切影响调节你早年生命的东西。上帝，基督教的上帝是万事万物的调节者，作为万事万物的调节者，上帝是全知的，一位控制万事的上帝以他的旨意来控制，假如他不那么做，那么他自己就被调节了。所以，我认为，除了为了他的原故之外，我之所以信他，你之所以不信他都无意义可言。
      你大概已经开始怀疑我是否真的听到过那些反对这样一位上帝的观点，但是我想我已经听过，我从我的老师们那里听到过，他们不仅告诉我，也回答这些反观点，我也从那些认为这类观点是无法回答的老师那里听到过，在普林斯顿作学生时，我曾上过好几门芝加哥神学院的暑期课程，当然啦，在那里我听到了现代派、自由派、神学的全面展示，神学院毕业后，我又在普林斯顿读了两年哲学研究生，在那里，现代哲学的各派理论被那些最有能力的教授们加以阐述，加以捍卫。总之，我听到了看到了信与不信双方的全部理由。我听到了那些相信的人所教导的有关双方的全面的立场。
      或许你不能理解一个熟悉了现代科学、哲学所展示的一切论据的人怎么还能相信这样一位上帝，相信他的确创造了世界，的确以他为万事万物所定之目的，以他的计划管理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是的，我就是那众多的，在完全了解现代的理论、观点之后相信那古老的信仰的人之一。
      很显然，我不可能针对反对相信上帝的所有的论据和理由进行讨论，很多人以他们毕生的精力学了、写了关于旧约、新约圣经的论著，要了解对那些批判圣经的观点的驳斥，你一定要读一读他们的论著，有些人的专业是物理学，生物学。在他们写的书里你可以找到有关对进化论的驳斥，但我下面想要说的是一些可以概括上述一切讨论的东西。
      我或许认为我将自己暴露得很可怕，我谈到上帝的时候，不象现代主义、巴特主义和神秘主义那种模棱两可，那种既无内容、又远离经验，对人也无所要求的上帝，我的关于上帝的概念里充满了“过时的”科学和“矛盾的”逻辑，看上去我好象用将上帝描绘成最容易令人反对的那种形象来发出侮辱与伤害。你应该轻而易举地捅破我的气泡，你或许随时可以把大学标准教科书上关于物理学、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上的大量数据，论据倾倒在我的头上，或者可以用康德的名著《纯理性批判》那辆60吨重的坦克来压碎我，但我早已被这些烫水浇过多次了，在你再一次拧开烫水龙头之前，我想要提出一个初步的论点，我们在谈到考试或标准时已经提到过了，那就是，你不相信上帝的时候已经否认自己是他造的，不相信上帝，你也不相信宇宙是他造的，也就是说，你和这个世界就是存在着而已，假若你的确是上帝造的，那么目前你对上帝的态度是很不公平的，事实上是侮辱上帝的，既然你已经侮辱了上帝，他对你的不悦，就在你头上，上帝与你之间不是一种“对话状态”，你有许多很好的理由试着要证明他不存在，假如他存在，他会因为你无视他而惩罚你，因此，你是戴着一付有色眼镜，这就决定了你所要列举的一切不信他的论据与理由，并且你也侮辱了向你要求付钱的上帝的代表。
      在此，我必须向你道谦，我们信神的人并没有总是表明这个立场，我们常常与你讨论事实和充分的理性就好象我们与你在这些事上是一致的，在我们辩论上帝存在时，我们常常假设我们与你之间有共同的知识，但我们事实上的确认为你对生命的观点，无论从哪一个尺度上来衡量都是不真实的，我们的确认为你无论在谈论鸡啊，牛啊的时候，还是在谈论死后的事情的时候，你的鼻梁上架着一付有色眼镜，我们本应早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你我们的观点，但我们却怕自己在你面前显得非常怪异或者持极端的立场而感到羞耻，我们是如此地焦急不安，生怕得罪你结果我们得罪了我们的上帝，但我们不敢再这样将上帝以比他小的，不真实的形象来向你介绍了，他要人将他作为一个完全的调节者来介绍，他要人将他作为一个完全的调节者来介绍，作为甚至那些否认他的人必须站立的位置本身来介绍他。
      在向我列举了所有理由之后，你假设这样一位上帝是不存的，你认为你理所当然的不需要除你本身之外的任何种类的位置，你假设了你凭自己经验的自主权，结果你不能，不愿意来接受任何向你的自立自足挑战的事实，于是你不得不称所有不符合你的智力所看为合理的东西为矛盾的。
      你大概还记得普罗克汝斯忒以他的床作为标准的故事吧（注：希腊神话中的强求一致，即：削足适履），假如他的客人太长，他就在两头削去一些；假如客人太短，就强行撑长些。我觉得你在看待人类经验的每一个事实上就是这么做的，我请你在你自己最基本的假设上好好地来审查一下，你在忙着观察生命表面现象的时候，可不可以先到你自己经验的地下室里去收集一下，你会对你所发现的大吃一惊的。
      为了使我的观点更清楚，我要用现代哲学家、科学家们是如何来处理基督教教义的来显示我所指的是什么。
      基督教信仰最基本的教义是创造的教义，现代哲学家，科学家作为整体，认为持这种教义或者相信这种事实的人是在否认我们自己的经验，他们所指的并不仅是因为创世的时候无人在场，在更基本的概念上他们说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他们确认这样会推翻基本的逻辑定理。
      当代反对创造论的理论根据来自康德，用现代哲学家詹姆斯•瓦德的话来表达或许更合适“假如我们把这个世界撇在一边来试着接受上帝这个概念，那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我们承认创造论”也就是说，要想把上帝与这个宇宙联系起，他就必须要符合这个宇宙的条件。古老的创造教义说上帝使这个世界存在，这里用的“使”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的经验里，“使”是逻辑性的因与果这个问题有关，有果则必有因，假如上帝是这个世界的因，那么他就一定会使之产生果，因此，我们的经验不允许有这样一位上帝，他要依赖于这个世界而不是这个世界是依赖于他。
      基督教的上帝是不可能满足自主之人的这些要求的，上帝宣告他是完全自足的，他宣告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不是出于必要而是出于他的自由意志，他宣告他创造世界的时候自己没有改变。因此，人就说上帝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创世的教义也是荒谬的。
      护理的教义也被说成是与经验相背的，事情发生不过就是自然发生的，否认创造就必定否认护理，这是合乎逻辑的，我们被告知说，假如万事都是上帝的护理而使其然，那么就没有什么新东西，历史不过就是木偶戏罢了。
      我或许可以给你介绍上帝存在的大量事实，我可以说每一个果都有其因，我可以指出眼睛的构造就能证明上帝设在自然里的目的，我可以从人类历史的过去来显示历史是上帝指挥、控制的，对所有这些证据你大概都会无动于衷，你会说，无论我们怎么解释现实，我们不能将上帝带出来，所谓原因或目的只不过是我们人指着周围的事情所说的，因为它们看上去就好象有目的一样，但这不过就是我们这么认为而已。
      当基督教的证据显示给你看时，情况也一样，当我告诉你说圣经里的预言都已经实现，你回答说，这一切在我、在其他人看来是很自然的事。现实是，任何人都不可能预见将来。假如那些预言也是真的，那么历史就是定好的，没有新的东西，也无自由可言。
      我如果列出那么多的神迹来，还是同样的反应，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引用杰出的现代主义神学家布朗博士1933年所写的那段话来说明：“从前的任何一个神迹，无论是处女生子、拉撒路从坟墓里走出来，还是基督耶稣复活，假如你能证明这些事件就象所说的那样发生过，那么又怎么样呢？这表明我们以前的，可能是有限的观点需要放宽，我们前辈们的思想太狭窄，需要开阔眼界，生命起源的问题一大堆，新的观念我们又不知道，但有件事你没有说明，你也没有能力说明，就是一个神迹发生了，因为这就承认这些问题本来就是没法解答的。”你可以看到布朗在使用逻辑不可能这个武器来反对上帝时是多么自信。许多老的对圣经的批判就是在神迹上向圣经挑战的，他们向基督教的进攻就好象是慢慢的蚕食，而布朗则是想用斯图卡式轰炸机一次性地解决问题，若一次不能全部消灭，他以后会一一干掉的，他想做的是占领主要的地盘，为此，他所用的是逻辑学上的“不矛盾定理”，他说的意思就是，只有根据他的逻辑定理是合理的才是有可能的，因此，神迹若想要在科学上站立得住，要被人认为是真的，它们就必须从科学这片领土申请入境签证，只要它们服从一个小小的归化手续，剥去它们的特殊性，就能获此签证，神迹要想在科学共和国有选举权就必须填写归化申请表。
      创造、护理、预言、神迹合在一起，它们构成了基督教的一神论，合在一起它们组成关于神的概念，也是他所行的，他为我们做的，关于这一切的证据已多次以多种方式显示过了，但你永远都找得到回答，说，这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哲学家、科学家反对上帝存在的证据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假设、认为接受这样的证据会违反逻辑定理。
      现在，在我扎进这件事的神经深处之前，我必须再一次道歉，那么多的人在充满上帝存在的证据面前仍然不相信他，这使我们信的人非常失望。出于着急，出于好心，我们又妥协了，人看不见这些证据，我们就承认是失败，他们本应看得见的东西确实是很难看到，我们为了想要赢得人心，我们就允许让上帝存在的证据变得只是有可能，于是我们从辩论跌到了见证，我们的理由是，反正辩论结束时也找不到上帝，只有在我们心里才能找到他，于是我们只是向人作见证，我们从前是死的，现在活了，从前瞎眼，今天看见了，我们放弃了一切智力上的辩论。
      你认为我们的上帝会同意他的跟随者们的这种态度吗？我不这么认为，那位宣告他创造万物并印上他的印记的上帝是不会批准那些拒绝相信的人真的有这种推诿之词的，再说，这种方式是不击自溃的。
      让我们来看一看现代宗教的心理学家是怎样看待我们的见证的吧，他说“任何来自直接经验的原始资料的真实性是很难否定的，当我感到冷或暖，沮丧或高兴，失望或自信等等。任何想要以辩论来否认我的这种感觉和感情的努力自然而然的是愚蠢的，荒谬的，直接的经验是不能被推翻的，这不会错。表面上看，这些话都很鼓舞人，这位新移民对迅速获准入境满怀希望，但他还是得先从爱丽丝岛走一趟（注：纽约的移民入境象征），心理学教授接着说“假如原始资料不需过问，但它们的原因却要受审查：假如我说我感到冷是因为开了窗，或者我极度兴奋是因为药物，或者我因上帝而重新获得勇气，我们的结论就超过了我们的直接经验，我为它找了原因，此原因可能对，可能错”，于是这位新移民就得在爱丽丝岛等一百万年，这就是说，我通过基督信上帝，我说我是通过圣灵重生，那位心理学家说那属于直接经验的原始资料无可非议，但这些资料对我们来说算不得什么，假如你对我们说这些经验很重要，那么你必须为你的经验找出原因来，我们要来审查你的原因，造成你的经验的是鸦片呢还是上帝呢？你说是因为上帝，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心理学已经证明相信上帝是不符合逻辑的，什么时候你改变了主意可以随时来我们这里，我们会很高兴的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公民，只要你出示归化文件来。
      假如我得罪了你，那是因为即使很想赢得你，我也不敢得罪我的上帝，假如我没有得罪你，那么我所介绍的就不是我们的上帝，你在处理相信上帝的证据上，事实上是把你自己变成了上帝，你把你的智力所能够达到的作为可能与不可能的标准，因此，实际上你已经决定你永远不会去面对有关上帝的任何一个事实。科学上，哲学上都站得住的数据、资料都必须要由你来盖上章，而不是这些数据、资料的创造者上帝。
      我当然很清楚你不会装成能够创造红杉或者大象，但你却坚持说红杉和大象不是上帝创造的，你一定听说过那个永远不想成为也不想看到紫色奶牛，但你实际上坚持说你永远也不想看见也不想成为一个被造的事实，你会跟着爱延顿爵士那样说“我的网没打着的就不是鱼”。
      我当然也不想装成说你即使面对面地被带到此光景中，你就会改变你的态度，就如埃塞俄比亚人不能改变皮肤颜色，豹不能改变班点一样，你也不会改变你的态度，你的那付有色眼镜已经牢牢地胶在了你的脸上，就是在睡觉的时候也摘不下来，佛罗依德对控制人心的罪连看都不会看一眼。
      唯有那位伟大的医生通过他自己在十字架上的赎罪的血，由圣灵作为礼物才能将那些有色眼镜除去，使你看到事实的真象，看到上帝存在的充分证据。
    至此为止，我已经介绍了我所相信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他就是那位完全的调节者。正是这位上帝创造了万物。正是这位上帝通过他的护理之业使我年轻时被调节，使我信他，也正是他的恩典才使我在老年时仍然信他，同样，也是这位上帝控制了你的童年，并且看上去至今还未赐给你他的恩典好叫你相信他。
    你大概会这样回答：“那么为什么你还要用理性来和我辩论，还有什么用处呢？”是的，这大有用处，你看，你若真的是上帝的被造物，你永远都可以接近上帝，当拉撒路在坟墓里时，基督将他呼出而活，这正是真正的传道人所依靠的，那个浪子以为自己完全脱离了他父亲的影响，然而事实上，那位父亲控制浪子所去的那遥远的他乡，所以这是合乎理性的，真正有理性地讨论上帝的事就如同站在只有他才能给出的，任何人与人之间真正理性辩论的基础上，我们有权相信，这样的理性会被上帝用来击碎人自以为主的那辆双轮马车。
     在你的内心深处你清楚地知道我所说的是真的，你知道你的生命里没有一致性，你不想要那出于他的旨意提供你所要的一致性的上帝，你说这样的上帝不会允许任何新鲜之事，于是你为自己提供自己的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性，用你自己的定义，一定不可以消灭新鲜之事，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此一致性必须既不能触摸新鲜之事又要站立得住，根据你的逻辑，你是在说可能与不可能，但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说空话而已，它与现实毫无关系，你的逻辑宣布说要来讨论永恒的，不变的事，但你的资料、数据都是在变化的，两者永远合不到一起，于是你使自己的经验变为毫无意义。
     而我相信上帝，在我的经验上就有一致性，当然不是你所想要的那种一致性，也不是我自己作主想要决定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而产生的一致性，而是一种先于我的，高于我的一致性，在上帝的旨意的基础上，我可以面对事实、数据而不需要事先消灭它们，在上帝的旨意的基础上，我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或哲学家，在这一切的领域里，我运用自己的逻辑能力来看到一个被造者被赋予的，所能看到的，上帝的这个宇宙里的秩序，或一致性或统一性或系统，我都可以看为是真实的，因为它们都指向那根本的或者说终极的一致性，此一致性就在上帝的旨意之内，假如我的一致性大到可以容下那些拒绝它的人所作的努力，那么它就宽到甚至可以容下那些被重生的人所看不见的东西，我的一致性是一种像一个孩子跟着父亲穿过树林的那种一致性，那孩子不害怕，因为他父亲知道一切，也能应付所有境况，所以我承认，在相信上帝，他在自然中的启示，他在圣经中的启示中我有许多不能明白的东西，事实上在我所面对的每一个因素上，数据上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上是奥秘的，因为所有的因素、数据、事实在上帝那里都有解释，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正是这样的上帝才是我所需要的上帝。没有这样的一位上帝，没有圣经所启示的这位权威的，自足的，因而也是人所不能测透的上帝，那么任何东西都无任何意义可言，没有一个人可以来解释他们所看到的任何的东西，唯有信上帝的人才有权利说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解释。
     你看，所以我年轻时被从每一个方面调节，不能不信上帝，现在我老了我仍然不能不信上帝，现在我之所以信上帝是因为除非我有这样一位完全的调节者作为上帝，生命就是一片混乱。
     我知道在我的辩论结束时我没有能力改变你，我认为我的辩论是站立得住的，我认为相信上帝并不象相信其他事情那样，仅仅是有理性而已，也不只是更有可能而已，而是要比不信有无限的更可能。我认为除非你相信上帝，你不可能有逻辑地相信其他任何事情。我知道，你可以依靠生物学家，心理学家，逻辑学家和圣经批判者们的帮助来满足你自己，把我所说的这一切都可以归纳成一个周而复始，没有希望的专业的闲谈而已。是啊，毫无疑问，我的这些闲谈是周而复始的，它们将一切都转向上帝。现在，我就把你交给他，求他的怜悯。

 

文章引自《中国古生物化石网》

                                                       科学家挑战达尔文进化论 

 
　　一个难以面对的问题：如果一个假说和事实存在根本上的矛盾，你将相信什么？科学总是在自我否定中不断发展，随著考古学不断的新发现和分子生物学的最新发展， 科学家们开始向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发起强有力的挑战。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套渐进式（Gradualism）的理论。达尔文理论认为：自然选择必须靠极度微小、并对生物有利的遗传改变，长期不断地积才能发挥作用。他给赖尔（Charles Lyell）的信中说：「如果我的自然选择论必须借助…突然进化的过程才能说得通的话，我 将弃之如粪土。…如果在任何一个步骤中，需要加上神奇的进步，那自然选择论就不值分文了。」主张进化论的人说，每次的遗传改变必须是极其微小甚至是不能觉察的改变，经过漫长的自然选择，动植物才渐渐进化出新种来。高等动物是由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生物界全体的关系好比是一棵大树，同出一源，低等的生物好比树根，高等的种类好比树枝，如此这般，进化是连续不断的，渐渐改进的。这是生物学上有名的「进化树」。
　　首先的挑战来自于考古学发现。如果生物的产生真的如达尔文进化论那样，从一种简单低等生物进化到另一种复杂较高等生物，中间必须经过无数代具有微小差异的不同形态的生物，但是，迄今为止，考古学并没有这样的发现，任何种类的生物都是各从其类，找不到任何中间生物。进化论说动物演化过程是这样的：原始的单细胞微生物、多细胞微生物、海中低等生物、有壳生物、鱼类、两栖类、爬虫类、鸟类、哺乳类、灵长类、猿、人类。考古从来就没有发现介于两类之间的生物，那么从一类进化到高的另一类，是如何慢慢进化的？如何解释这些「失落的环节」？
　　例如，经过100多年的考古发现，如果人类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来的，那么从类人猿到今天人类的各个阶段历史时期，都应该有其特征的证据---包括各阶段的化石和相应的文化遗址、工具等。可是类人猿时代的化石找到了，人类的化石找到了，而从类人猿进化到人类中间阶段的化石却没有。如果这样的话，所谓人从类人猿进化来的假说只能成为空中楼阁。 1892年「嘉伯人」的例子曾经轰动一时。考古学家杜波瓦在嘉伯发现了一块很象猿的头盖骨的骨片，在40英尺以外又发现了一块大腿骨。所以他说，显然这是属于同一个生物的。 这个生物象人一样直立行走，又具有猿一样的头骨，这一定就是那个过渡环节。但后来证实这分别属于是一百万年前一起生活在嘉伯的一个猿和一个人。由唐纳德．乔汉森在东非大裂谷发现的「露西」，曾被认为是早已消失的人和猿的共同祖先，但现在科学家已经鉴定其为 一种绝种的猿，属于「南方古猿阿法种」，跟人没有关系。
　　再举个例子，在长达38亿年的化石记录中，最令人费解的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Cambrian Life’s Explosion）或称作「寒武纪生命大爆炸」（Cambrian Life's Big Bang）， 指绝大多数动物门类在寒武纪就象「爆炸」一样突然出现）。1995年5月25日《人民日报》 海外版刊登了纽惟恭的报道：《澄江化石生物群研究成果瞩目》，他指出，「寒武纪生命大爆 炸」是全球生命演化史上突发性重大事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能动摇传统的进化论。1995 年7月1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向进化论挑战的澄江化石》一文。作者丁邦杰指出，达尔文进化论的中心论点是：生物种是逐渐变异的。但是距今5.3亿年的寒武纪早期，地球的生命存在形式突然出现了从单样性到多样性的飞跃。
　　「中国澄江化石群」的考古发现引起世界媒体的强烈关注，震惊考古、生物学界。澄 江化石群属于早寒武世化石（前5.5亿年），此外在加拿大布尔吉斯发现中寒武世的页岩（前 5.3亿年），其中也有生命「爆发」的大量地质资料。可见，在寒武纪（约前5.7亿～前5 亿年），几乎所有的已知动物门类都有了各自的代表。而在寒武纪之前，不仅多细胞生物化石非常稀少，而且在以埃迪卡拉动物群为代表的、迄今所发现的新元古代的各种化石中，尚无一种可以确认为已知动物门的祖先。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动物门类是在寒武纪突然出现的， 按照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寒武纪出现多细胞动物必然在其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早期演化过 程，然而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任何这个中间演变过程的证据。化石记录不完全吗？但是要知道化石记录是随机的，为什么单单就漏掉了中间环节呢？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教授詹腓力（Phillip Johnson），是誉为最有资格批判进化论的人。因为他曾任美国大法官华伦(Warren)的助手，他的专长是分析明辨律师在辩论时所用的词藻和逻辑。当他读到进化论的文献时，马上发现里面充满逻辑上有问题的雄辩与遁辞。所以他以法官的身份，多次质问：「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进化论’是真实的、确凿的？证据何在？」他在自己写的一本书《审判达尔文》（Darwin on Trial）中做了这样的总结： 「化石向我们展示的都是突然出现的有机体，没有逐步进化的任何迹象…这些有机体一旦出现，基本上就不再变了，哪怕过了几百万年，不管气候环境如何变化。如果达尔文的理论成立，这些条件本应该引起物种的巨大变化」。
　　其次，从进化论的分子基础看，进化论认为，生物的基因基本上很固定，但偶然间会产生突变，会产生与上一代略异的个体，并且此种特性又可以传给下一代，因此代代相传， 差异性就愈来愈大，因此突变就是进化论的证据。然而，根据统计，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突变都是不正常的、有害的、有缺陷的，甚至是致命的，并不是有益的、合适的、积极性的变化。而且突变后的个体常常在自然环境中活不久，所以生物的突变只是少数，不是多数，突变是退化而不是进化。生物会有突变，然而也只是在大小、颜色等方面的改变，其基本构造仍无改变。例如蛇可以因突变而成为全身雪白的蛇、果蝇可以因突变而成为大型果蝇、乌龟可以因突变而变成花壳龟…然而不管如何突变，这些生物仍然是原来自己那一种属，不会变成高一等的其它种属生物。
　　许多学者从基因突变发生的几率出发，计算出了产生新物种的概率，发现小得惊人。 美国生物化学家贝希以血液凝固的一系列生物化学机制为例，讲述如此复杂精密的生命现象不可能是进化出来的。其中一个蛋白（TPA）产生的几率是1/10的18次幂，至少需要100 亿年才能发生。如果同时进化出和它相互作用的蛋白，几率就是1/10的36次幂…他说：「很可惜，宇宙没有时间等待」。
    中国也有学者给出了基因突变产生新物种的概率公式：P＝（M.C.L.B.S）N
    M为一个物种的某个体发生了突变的几率（只有1/1000）；C为突变基因与自身其它基因在不同层次的产物上可以相容的概率（宽松估计1/100）；L表示在生存竞争中该个体能够存活， 且有繁殖的机会（1/10）；B表示该突变恰好有纵向进化的意义，即是有益的的进化（事实 上绝大多数突变都是有害的，姑且估计为1/1000）；S表示突变基因在种群中能够稳定下来 并扩大的概率（1/100）；N表示新物种的出现需要一系列的基因的个数，假设要10个（N＝ 10，事实上新物种比旧物种基因差异的个数远大于10个）
    这样进化一个新物种的概率为：P＝（1/1000·1/100·1/10·1/1000·1/100）10 = 10X10的11次方
　　假定此种群每年繁殖1000代，每代种群个体总数为1010估计，相应的进化一个新物种所需要的时间要10的97次方（年），而目前认为的宇宙的年龄只有200亿年（2X10的10次方年），可见通过基因突变产生新种几乎是不可能的。
　　近年来，分子生物学的深入发展，在分子水平上研究进化成了一个新方向。开始人们认为用生物分子的序列差异可以推算进化的时间，比较分子的差异程度，可以确定进化关系。 这成了进化一个有利的证据。然而，进一步的发展却搞乱了进化体系。因为研究不同分子的序列会得出不同的进化谱系。98年Science杂志上，分子遗传学家彭尼斯（Elizabety Pennisi）指出：「按照新顺序的微生物基因组相比较，就使整齐的生命之树陷入混乱，从而对所有生命的分类引起了怀疑。」费尔德曼（Robert Feldman）总结到：「用什么样的基因， 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进化位置」。如果进化是事实，必然存在一个有序的演化过程，可是分子生物学的深入研究却表明不存在这样的进化体系，完全是混乱的关系，那么进化怎么可能存在呢？
　　现代的进化论的一支---「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是19世纪末，而后于20上半叶，由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学派发展起来的。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认为生物体由专司 生殖功能的种质（Germ Plasm）和专司其它功能的体质组成。种质具有连续性、独立性，不受体质与环境的影响。自然选择的对象便是种质。是生物进化的唯一机理，反对旧达尔文进 化论中把用进废退、获得性遗传的拉马克观点作为生物进化的辅助因素，认为进化是一个没有指导、没有计划、没有目的、非人格化、不可预测、完全自然的过程。此理论的种质说与体细胞内也有遗传物质的事实不符。新达尔文主义者仍然拿不出确凿的中间进化过程的证据，面对大量的挑战进化论的考古事实，他们还是凭信心坚持「渐进」的进化论学说。

                                           生命从何而来？---- 进化论无法解释

 

　　人体构造的奥妙精细和大自然界巧妙繁复的生命世界证明生命无法碰巧产生。例：人体微血管总长可以绕地球赤道三圈，红血球叠起来高度是圣母峰之高度的五十八点六倍，蜜蜂藉著比针还细的微小神经节，可传递并计算长距离的资讯和情报。
从有生命的生物世界到浩瀚的宇宙星际所呈现「极高度的秩序」，证明生命是无法碰巧产生的。
    进化论的理论所面临的难题与证据的动摇
　　一、许多重要性较低、不至于影响生物生存的器官或特征仍有其特定功能，如眉毛、头发、人喜怒哀乐的表情、人语言的能力和人的长相。缺乏这些器官或特征并不足使生物成为「不适者」而灭亡。因此进化论者在解释这些器官或特征的造化过程上有著极大的困难存在。
　　二、许多较复杂的器官，如眼睛、耳、肺等，在生物尚未逐渐进化至完成时是没有作用的，他们并不能看、听、呼吸，因此在进化的过程中便没有理由使该生物成为环境中的「适者」而保存下来。换言之，器官的功能须先显现出来，才能使天择发挥作用。
　　三、生物适者生存的结果是使生物「更适应环境」，而非使生物「由低等变高等」，二者之间并无任何关联。但是进化论者却将二者混为一谈，由生物因环境而导致的改变推导出「由低等生物进化至高等生物的改变」，其实二者根本是截然不同的。
　　四、突变的结果大多数是有害的（仅约进化或创造十万分之一为有益），因此在累积无数的有益突变之前，势必已发生了十万倍左右的有害突变，造成生物巨大的「遗传负荷（genetic 1oad）」，长久下来，生物退化的可能性，反而较进化的可能性大得多。
　　五、马的演化所需的突变约需一百万个连续的有益突变，每个突变仅有十万分之一的机会。我们若提升机会至二分之一，则马的演化成功的机会是二的一百万次方分之一，或是十的三十万次方分之一。在统计学的计算上，机会小于十的十五次方分之一的事件，通常视为不可能发生。换言之，突变不可能使生物由低等进化至高等。
　　六、各种生物具有不同套数的染色体，如小麦有十四套，玉蜀黍有十套，人有二十三套染色体。这些染色体数目的差异在生物进化的过程如何造成，是一项非常难以解释的问题。目前遗传学上染色体四种结构发生突变的现象：缺失、重复、颠倒、移位，均无法使染色体的数目发生改变。
　　七、进化论者另一项错误是将生物的「微进化（microevolution）」，作不合理的延伸，认为超越生物「种」之界限的「广进化（macroevolution）」亦可能发生。微进化可因突变岸隔离而产生，可导致同种生物的差异性，是自然界存在的事实。但进化论所主张的广进化（如鱼类进化至人类）则只是进化论者的假想，并无任何直接证据。
　　八、进化论者将各种生物彼此之间的歧异当作是由连续微小的差异逐渐累积而成的，此假设称之为「逐步变异」，因为目前在遗传学上所发现由突变或基因重组造成的差异都不会太大。如果生物可借逐步变异产生「种」以上的差异（如狗与牛之间差异）的话，那么现今地球上的生物应当不可能进行「分类」，并且应当有许多半狗半牛或半狗半猫的生物存在，猿人也应该存在地球上而不会绝种，而不该只有猴子和人存在才对。然而事实却是，万物各有所属各从其类的。
　　九、进化论者认为许多痕迹器官，如人体的尾椎骨、盲肠、松果体均为生物「退化」的产物。尾椎骨乃是由猴子的尾巴退化而来，但按照进化论天择的概念，除非能证明尾巴的存在是绝对有害的，才能使猴子遭到淘汰而演化出人来，然而因为尾巴长而遭全面淘汰的环境是不太可能存在的。再者，尾椎骨是许多肌肉的附著点；盲肠是第二线的免疫器官；松果体与视觉有直接关系。若按照进化论，那么现今人体的痕迹器官应该减少到零才对。
    化石并不支持进化论
　　一、进化史的四分之三是空白而没有内容的，并无更早化石证据来证明现有最古老的生物是演化而来，乃是像变魔术一般地出现。
　　二、我们从普遍存在化石缺环的现象，就足以说明并无中间型化石可以证明已出土的化石生物是由一连贯的进化产生。
　　三、许多化石出现的次序彼此颠倒：高等化石出现在较古老的地层。
　　四、生物化石的构造和特征纷歧，难以寻索出演化上的共同关系。
　　五、活化石的存在推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
　  唯一可接受的最合理解释就是创造。
　　今日高度的科技尚且无法制造出最简单的生命，又如何相信有高度秩序的生命是始于「一团混乱」的原始环境。万物既然不可能「碰巧」产生，那必定是由造物者有计划的设计创造的！

 

                                          动物大爆炸——向进化论挑战的澄江化石群

　　几年前，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和一群专家，将他们研究云南省澄江县化石的成果介绍到西方。"动物大爆炸"开始震动世界。
    二十世纪最惊人的发现之一
    “动物大爆炸”一词又称“生命大爆炸”、“寒武纪大爆炸”等。1909年华克(Walcott)在加拿大的伯基斯页岩中，发现多种海洋动物的化石在寒武纪时代突然大量出现。到了九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及专家陈均远等将他们研究云南省澄江县化石的成果，用英文介绍到西方。“动物大爆炸”开始震动世界。美国《纽约时报》称之为二十世纪最惊人的发现之一。澄江现有“化石圣地”之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国际重点保护区。
    云南省澄江县化石点位置
    在“化石圣地”澄江出土的寒武纪动物化石
    澄江化石群
    澄江化石群的年代比加拿大伯基斯页岩更早，是世界最古老的动物化石。除了种类繁多之外，保存特别精美。除了动物的肢体、触毛等微细分枝清楚可见之外，软组织的标本如水母类，连口部、肠脏、神经、水管等都保存了下来。全球各地化石罕能媲美，任何古生物学家看见都叹为观止。所以，这些最古老的动物化石蕴藏了动物出现过程的重要信息。
    最近国际学者考察了澄江石层，用最新方法鉴定地质学上寒武纪与“前寒武纪”的界线，并且确认在寒武纪之前，地球上还没有任何复杂的动物出现。但是到了寒武纪的初叶，五亿三千万年以前，突然在澄江帽天山的黄色石层中，出现了许多类不同体型的动物化石。从海绵、水母、触手类、虫类、天鹅绒虫、腕足类、各种节肢类，到最高的脊索或半脊索动物(云南虫)，另外还包括了很多现今已经灭绝、形状“古怪”的动物，共有三十五门至三十八门。综合全世界发现的寒武纪的化石，共有五十多门。那么多不同的动物门突然同时出现，并且完全没有留下任何进化或演变的痕迹，故名“动物大爆炸”。根据百年来流行的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生物应经过长期缓慢的演变，累积极微小的变异，再加上自然环境的选择，才能由一个生物“种”逐渐进化成两个、四个……然后才有新的“属”、新的“科”，最后才产生新的“门”。澄江化石显示的生物演化过程却是：在同一环境中，比现在更多样化的动物，有五十多门突然同时出现。达尔文渐进学说，非但不能解释这突发性的现象，更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不同动物门一次同时出现之后，又有减无增。
    进化论大师顾特首先承认这些矛盾，并用“神秘中的神秘”来描述这个现象。幸而科学界并未盲目接受。以诡辩捍卫达尔文及渐进主义而著名的道金斯说：“这批化石好象是有人故意放进石层中一样。”《人民日报》海外版95年5月25日报导澄江化石受世界著名古生物学家注目，并说：“寒武纪’生命大爆炸’是全球生命演化史上突发性重大事件，现代生命的多样性起源于此……对其深入研究，可能对传统的达尔文进化论是一个动摇。”该项报导十分中肯，令人敬佩。坚持唯物、无神思想的《人民日报》刊登进化论“动摇”的文章，令人寻味 。
    期待新生物学
    到底现今科学界对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的原因、机制有何解释？梁伟贤教授在南京主持了一个座谈会，让中外专家进行了两小时的交流。加州大学的Valentine教授重申他比较维护达尔文的看法。他认为从这些动物的组织来看，几十门的差异并不太大，故可看寒武纪为小爆炸。而且最新分子遗传学，特别是对控制生物胚胎发育基因的研究，可能能找出爆炸的新线索；孙卫国博士附从较早流行的寒武纪初期氧气大量增加的学说(Valentine认为氧气学说缺乏证据)；陈均远教授认为，达尔文的渐进及自然选择的模式显然与事实不符，但是澄江生命大爆炸可以从进化的突发性和自发性去理解。陈并采取艾佐基及顾特提倡的“点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的部份观点，认为进化不但是突变和渐变互相交替的过程，也是偶然性和必然性互为镶嵌的过程。动物不同体型的出现，完全是偶然性的支配；一旦某一门动物的基本造型，如节肢动物，确立后，立即可以开始必然性、辐射性的演化。他认为：在澄江就可见大量节肢类的代表，这就是一种明证了。我对这些创造动物不同体型的新基因演化过程本身的推动力何在提出疑问，可惜基本上是有问无答。大部份的讨论集中在现有不同理论是否合理，其可能性有多大，尚未涉及爆炸真正的基本原因和动力。从以上简单的记录可见，目前的讨论仍在相当哲学化的理论设想阶段。这也是意料中事，因为以前大部份学者采取逃避的态度，至今科学界才开始真正面对爆炸。一时措手不及，何来答案？动物大爆炸这个奇迹可能是二十一世纪科研主要的课题，需要更大量的观察及实验证据才可以树立全新、较可靠的科学答案。
    从科学发展历史的过程来看澄江化石的贡献，我认为过去百年来，生物学在达尔文学说下，已有了相当的成就。特别是在微进化范围内，现代生物学在农业、渔业、工业、医药各方面已踏上了一个高峰。但在环境生态方面、社会科学的应用上，如生物到底是彼此竞争还是合作？是弱肉强食，还是互助共存？尚待进一步讨论。所以，我们发现固有的理论模式不足应用之际，正是科学向前跃进的新开始。物理学自牛顿到爱因斯坦到量子物理，已经经历了三次突破。
    而自然科学中最幼嫩的生物学，如今才等待着第一次的突破。我们无需为达尔文学说的没落伤感，更无必要为保卫达尔文作垂死之战(对他的学说的批评，并非攻击他本人)。何不欢迎新生物学的发展，期待真正的答案早日来临？
    进化与否，不能排除一位超自然的神，有人问，既然达尔文主义明显没落，是否是推行神创论的好时机？我认为无论进化与否，都不能排除一位超自然神的存在。同理，信仰神也不必完全反对进化过程科学的解释。但将宗教的答案与科学的答案混为一谈，有一定的危险。
    首先，在本质上，科学寻找的是物之理，求问事物发展之机制及过程；宗教信仰，求问的是事物最终极的来源，重点在于：谁造的？有何意义？并不在怎样造。从宗教的经典中找创造的机制，正如利用科学方法寻找神一样，不但徒劳无功，甚至会误己误人。达尔文在自用的《物种起源》一书的封内空白页上，亲手写了两句话："我们要研读的有两本书，上帝的话(圣经)与上帝的创造(大自然)。"很明显，达尔文充分了解科学与信仰之别。科学与信仰可以整合，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宗教信仰本超越科学范畴，不应建於科学基础之上。但另一方面，将个人对科学与信仰上的认识作一些对比，倒是非常有趣的 。

                                                    进化论，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

　　进化论只是一种假说，当年达尔文希望将来能发现确凿的证据，可是禁得起检验的证据至今也没有找到。但这种假说符合了人们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私心理，很快形成了一个流行的信仰，被人们当成了真理。
　　1880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太波山下出土了许多精巧的石器工具，鉴定后确认这是5500万年前的遗迹，完全打破了进化论里人类进化的体系。进化论认为人类出现于一百到二百万年前。然而，这个惊人的发现很快被莫名其妙地“淡忘”了。
　　1966年，墨西哥的霍亚勒克出土了一批铁矛，美国地质学家麦金泰尔博士奉命去鉴定。她用了两种方法测定了铁矛的年代，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距今25万年。这个违背进化论的结果实在让科学界无法接受，麦金泰尔从此失去了在相关领域里工作的机会。 已故的考古学家阿曼塔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
　　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化论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进化论有三大经典证据：比较解剖学、古生物学和胚胎发育的重演律，近年来的研究使得它们相继瓦解了。
　　用比较解剖学来论证进化，形像地说就是：“如果人是猿进化来的，人和猿就会有许多相近的特徵；因为人和猿有许多近似之处，所以人就是猿进化来的。”这种似是而非的循环论证贯穿于进化论所有的证据之中。
　　胚胎发育重演律本身就是假说，理论上禁不起推敲，很多学者证明了重演律是一个观察错误，但这个错误的假设是进化论的重要证据。
　　如果进化存在，必然存在进化过程中物种之间的过渡类型，否则进化就是谬论。古生物学上，至今没有找到进化中的过渡类型。
　　如果按时间顺序排列古生物学的全部发现，得到的结果足以否定进化论了。考古学家克莱默和汤姆森在《考古学禁区》中列举了500个确凿的与进化论相悖的事例，那是几万、几十万、百万、千万甚至几亿年前的人类文明遗迹。地层中化石的研究也告诉人们：物种的发展是很短时间内大面积突然出现的，经过发展繁荣，再到大毁灭，残留的和新出现的物种再这样发展，周而复始。
　　概率计算表明，生物进化的可能性小到了绝对不可能的程度。无数实践证明：品种的变化和新物种的产生是两回事。
　　新西兰遗传学家但顿在《出现危机的理论：进化论》一书中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
 
 
 
 
 

文章引自：http://www.crca.com.cn/
　　　　　　　
　　基督徒的道路并不是起初宽广，以后才愈来愈狭窄的。绝对不是!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一开始便是这样。太多的时候，人家所得的印象是：作基督徒与否分别不大，毋须视之为狭窄小路，要把它看成刺激迷人、人头涌涌的大路。我们的主倒没有这样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毫无矫饰，从不发出这种邀请；没有引君入瓮，以后才让人发现其中的难处。耶稣基督的福音开宗明义、绝不妥协地宣告：基督徒的生活从开始就要进窄门、走窄路。在我们还没有踏出第一步，尚在起点的时候，就已经听见有些东西要留下来，带不进去。一起步就是穿过又窄又小的门，仅容一人，别的东西进不了门。我看窄门如转杆式入口：每次只容一人进场。真的太窄了，有些东西根本带不进去；打从开始就是这么的严格。因此，我们必须看山上宝训，先弄清楚有哪些东西进不了门。头一样务须留下的是世俗心。我们要丢下群众、世俗的道路……基督徒的道路是不合大众口味的……你不能将群众带进基督徒的生活里；不再随伙而行是无可避免的。

前言

今天在东、西马来西亚几乎所有的教会，崇拜仪式中必有一段称为“敬拜赞美”的时段。这时段的特点乃是近乎清一色地使用短诗；且几乎都是以“赞美”为内容的短诗。再者，这段敬拜赞美所唱的短诗与崇拜过程中的其它环节，特别与讲台的信息，是完全无关联的。在乐器方面，除了钢琴之外，也使用电子合成器、吉他、敲击乐器、鼓、铃鼓等。另外，除领唱者之外，尚有两三位伴唱者。这种普遍的崇拜聚会现象，不只是风气，更是一股潮流，冲击、席卷着教会。这样的敬拜赞美，表面上给传统教会的崇拜注入一股活力，也似乎吸引了一些年轻人参加聚会。但背后是一股教会世俗化的洪流，正在腐蚀教会的正统，进而对教会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使教会腐化，令人忧心忡忡。

（一）世俗化思潮

今日教会似乎呈现一股复兴现象。这现象透过敬拜方式的“更新”、聚会人数的“剧增”、“一些群众”出席与医治有关的聚会等，使教会呈现一幅热烘烘、欣欣向荣的景象。其实，追根溯源，这复兴现象背后是教会的世俗化。而这潮流背后有四股主要思潮的影响：1） 后现代主义2） 新纪元运动3） 市场消费主义4） 快餐文化现象
本文只处理后现代主义对教会之影响，其它三股思潮，将另行撰文研讨。

（二）后现代主义之定义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难以被定义的运动（叶永文等,2000:277）。但基本上，后现代主义是个反现代主义，并与科学理性分庭抗礼的运动；是个日益强调潜意识，自由浮动的象征与形象，观点的复杂多样性等的运动。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后现代主义是个“高级”和“低级”文化（电影、爵士乐以及摇滚乐）之间的界限趋于崩溃的运动，并与当今社会中重要性日益增长的“表演专业”（expressive professions）有关（戴维•贾里,1998:519-520）。后现代主义不信总体论，否定有所谓唯一“总体透视”及“解答方案”之概念，进而排除绝对真理的存在（Ritzer,1997:8；Grenz,1996:12）。后现代主义因此标榜、奉行多元化之世界观、立场（Rosenau,1992:8）。在多元主义催化之下，后现代主义鼓励“百花齐放，百鸟齐鸣”。后现代主义之门户因此是宽的，包容性大。在后现代主义的纵容下，所衍生的是相对主义。再者，后现代主义非常强调情感、情绪、直觉、省思、臆测、个人经历……宗教情操，神秘经历（Rosenau,1992:6）。

（三）“后现代主义”之特征

后现代主义本身有许多的特征。专事现代西方哲学教学与研究之浙江师范大学教授郑祥福博士列出以下与本议题有关之特征（郑祥福,2000:30-44）：a）非正典化（de-canonization）：后现代主义批判一切即成的原则，排除一切权威，也不遵行任何的规则。b）解构（deconstruction）：后现代主义标榜的是一种杂乱无章、不确定性、互相冲突的形式、不断创造中的多元性。c）反形式（anti-form）：后现代主义反对任何的形式，而所标榜的是不确定性 （indeterminacy）。这种不确定性渗透了艺术的表现，以致后现代的音乐是不规则的、拼贴式的、随意的。d）无深度性（depth-less-ness）：后现代主义否认所谓现象背后之本质，且排除任何的诠释。e）即兴表演（impromptu performance）：卡拉OK是一种对后现代观念的诠释，具有参与和即兴表演的后现代色彩。卡拉OK所追求的不是一种艺术创造，而是一种娱乐休闲方式，更是一种精神的松懈、情绪的宣泄。f）注重参与和表演（performance and participation）：后现代主义所标榜的是不确定性，因此在创作过程中，欢迎所有在场者参与和表演。然而，后现代的人所着重的行动乃是自我观照、自我发现、自我陶醉、自娱方式。g）狂欢（carnivallization）：狂欢乃是指后现代一种反系统、颠覆，一种喜剧式甚至荒诞的精神气质。狂欢消除了各种差异和界限，使所有的参加者即是演员也是观众。狂欢使人产生自己就是世界真正主宰的幻觉。

（四）后现代音乐之特征

后现代音乐反高雅之音乐。在电视机文化的长期熏陶之下，听众惬意的只是短暂的、转瞬即逝的娱乐性。这也反映出听众不愿花更多精力认真看待有深度的东西，因而被训练成了习惯于一次性的文化消费者。后现代音乐是随着这种文化消费的出现而出现的。后现代音乐所标榜的是一种简单、可按任何顺序演奏或随意反复的音乐（郑祥福, 2000:128-138）。

（五）“后现代主义”与“敬拜赞美”

5.1“敬拜赞美”与时代精神

把后现代主义之特征与时下灵恩运动之敬拜赞美相对照，笔者认为赫士德（Donald P. Hustad）在其著作《当代圣乐与崇拜》中所表达的对敬拜赞美的观点与后现代主义是有其关联性的。首先，赫士德认为当今社会有以下几项特征（赫士德,1998:312,313）：a） 这是个人主义与自我陶醉的时代
b） 这是消费主义的时代
c） 这是电子、计算机、电视、录像带及高级音响的时代
d） 这是流行音乐盛行三十多年后，愈来愈退化的时代
e） 这是灵性空虚的时代由这几项特征中，赫士德认为通俗文明成为大众可以接受的标准，也是唯一标准。而对音乐的选择标准，是为了满足即刻的欲望（不肯等候），而不是真正的需要。社会大众的音乐素质普遍低落。人们追求特殊的经历，如东方的神秘主义、新纪元的自觉（以自我为中心）或灵恩派的崇拜仪式，并且从当中得到满足。

5.2 敬拜赞美之贫乏

对当代由灵恩运动所产生之敬拜赞美，赫士德“最初对这类新歌的反应，是感激与欢欣，因为这是神的子民受圣灵的感动，灵里得到复兴，以清新可喜的新歌表达出来，深受大众的喜爱与接纳……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笔者（赫士德）及许多教会的领袖与会友，却开始有些失望。现在许多非灵恩派的教会只唱短歌，其它如叙述属灵经历的福音诗歌、感恩的赞美诗歌、教导真理的诗歌，认罪、恳求或顺服的诗歌，一概不唱，只有赞美！而且对赞美的认知又是那么的狭隘”（赫士德,1998:315,316）。笔者非常认同赫士德的观点，并且深深忧虑，若教会只唱这些“赞美”短诗，灌输一些肤浅，甚至错误的神学观，而完全不唱那些有宝贵神学遗产的圣诗，那2年后的教会（甚至一些神学院），将是怎样的一个光景？在评论灵恩派的崇拜时，赫士德认为：若说传统式的崇拜缺乏情感的话，那灵恩派的崇拜是否兼顾到理性呢？甚至，是否只是鼓励会众情绪化？（赫士德,1998:323）灵恩派提供了机会让会众参与赞美，但其崇拜音乐的内容贫乏，旋律、和声、歌词、谱曲技巧、表演技术等都不佳（赫士德,1998:324）。

5.3敬拜赞美之后现代主义色彩

灵恩派的敬拜赞美，在许多点与层面上，正反映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音乐的特征。敬拜赞美在整个聚会中几乎是一个独立的时段，与整个崇拜过程中的其它部分缺乏关联性。因为敬拜赞美是独立的，只唱赞美的短诗，并不发挥预备信徒的心进入听道状态的功能。因此，也不会选唱一些与讲道主题有关联的诗歌。其实，这也是反映后现代主义之反形式、无序、去中心、平行关系（不像现代主义所强调之“主从关系”）的特征（郑祥福,2000:33）。后现代音乐铲除或模糊化“高级”和“低级”文化之间的界限。这类精神标榜反形式、不规则的、拼贴式的、随意的、简单的、可随意反复的音乐，及追求一种娱乐休闲方式，一种精神的松懈、情绪的宣泄，过于追求艺术创造，且缺乏深度。这恰恰反映在“敬拜赞美”中从来不采用极富深度的古典诗曲，例如：巴赫（J.S. Bach）、亨德尔（G.F. Handel）、门德尔松 （B.F. Mendelssohn）、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等的作品，且几乎不用圣诗，而一味只用短诗。在表现上，敬拜赞美是灵恩派的敬拜哲学“敬拜即庆典”（worship is a celebration）的延伸。后现代主义之特征：carnivallization（狂欢）也可以译成嘉年华会、欢庆、庆典。“敬拜即庆典”之哲学有挑战传统崇拜的程序化、形式化，以凸显灵恩运动崇拜的非正典化、解构、反形式背后的后现代精神。再者，因是庆典，灵恩派之敬拜赞美所选的尽都是赞美的短诗，并且这时段常比讲道时间更长。由于敬拜赞美所注重的是“庆典”中崇拜者之参与和表演，着重参与者之自我观照、自我发现、自我陶醉、自娱方式，敬拜赞美因此制造了一种参加者既是演员也是观众的场合，并使参与者有一种自己就是崇拜中真正主体性的满足感。敬拜赞美模糊了神是整个敬拜唯一对象的意识。并有把敬拜赞美这时段的主体性转移至参与者、演唱者之嫌、之虑。

结语

今天教会之敬拜赞美令有识者深感忧心忡忡的，除了因教会已经遭受后现代主义之侵袭，并且教会正统被世俗化、腐蚀之忧之惧外，更甚的是，有一些短诗之神学是乱七八糟的，错误百出的。为此之故，笔者除了反对敬拜赞美所用之短诗背后之世俗化精神之外，也深深认为有些短诗之使用，在教义上的教导是负面而有误导性的。这一切皆令教会忧虑，是教会的危机。作为教会之牧者、领袖，我们确实应当与主耶稣洁净圣殿时的心境、忧心认同：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作者简介李健安，马来亚大学农业经济学士，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宗教学硕士、哲学博士，费城天普大学社会学硕士。曾任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院长，2005年创办“福音文化中心”并任会长。 

文章引自：https://www.churchchina.org/

                          认识后现代主义等近来的一些论题

                                                  （米尔恩）　　

       人类学的一些问题是近年来基督徒与非基督徒间辩论的重点。我们现在还不能准确地预测这些辩论演变的结果；现代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对人类的种种见解和基督教的人类观彼此之间将会出现怎样的关系。在这儿，我们只能简述其中两个最具影响力的看法，较详细的讨论则请读者参考所列的参考书目。 
　　                                        1.后现代主义

　　这个名词是针对一九六O年代紧随着急进主义浮出台面的各种观点和意见所命名的。它们共同的元素，就如这名词本身所暗示的，反对一部分，同时也尝试超越先前所提的『现代』自由人类学的特质。
　　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后现代主义早已存在，并没有让启蒙运动专美于前，像尼采就攻击现代主义分子自信的理性主义。然而，直到最近，各种批评才应声出笼。现代主义受抨击的地方有几方面：
　　(a)单从理性观点尝试找寻社会道德的基础，结果失败了。
　　(b)启蒙运动相信人类的进程不可避免其实已经证明是错误的。
　　(c)相信知识的本身是好的已经无法成立。
　　(d)要废弃相信有一种宏观可作为解释『全』人类历史的参考。
　　(e)现代主义认为上帝是多余不必要的观点有质疑的余地，这一看法较令人非议。
　　后现代主义不仅是一套理论：在许多方面，它是一种回应世界的方式，表达于艺术、戏剧，以及大众文化，其效应不亚于理论的影响。它可以说是一种风格，也是一种陈述。然而我们可以注意到下列几种常有(并非一直如此)的特性；
　　1）.反对放诸四海的观点。凡是宣称将每种不同的事物放在一起，成为一致的整体在其理论之下都会被否决。
　　2）.推崇不同风格的东西组织在一起，彼此却没有重叠。对后现代主义而言，每一个体都是独特、具有相同价值的。
　　3）.强调个体与独立。凡是要统一或联合个体成为一个大群体的想法会被否决。对它而言，风格比内涵更重要。
　　4）.重视个人与即时的经验。因为启蒙运动时期寻找真实客观性的努力宣告失败，所以主观性就被推崇。只要我在现在这个时刻所感受、所经验的就是最主要的，其他都是次要的。
　　5）.将一切合理化与操纵知识的危险，后现代主义对其都很敏感。它对于特权阶级假藉『意识型态』与『和解』之名，而行权力斗争相当警觉。
　　6）.高举讽刺意识。因为我们陷入自己与其他和我们相仿的人所设的圈套，沉溺于生活每一层面的权力竞赛中。任何具有意义的意识型态对后现代主义来说都是不存在的，更没有所谓的终极意义。人的一生对他而言，只是留下一串讽刺。
　　当然，不是所有的后现代主义者都同意以上的信念。许多人本能地活出这些特质，却从来没听过这些条文。然而这却是人类学上愈趋重要的表述。
　　事实上，以基督徒的眼光来看，后现代主义记述实体的限制是很明显的。然而，它有些观点也与圣经的观点重叠。但后现代主义批判理性主义自负地以为具有完全客观、宽广的观点，与基督教的看法相符。后者在于人类生存的每一个范围之内，甚至也包含了理性。生命终极的意义，就如圣经所阐释，要有个人实际的悔改，委身与信心，而非肢解分离的理性。再者，这个运动的作用是提醒我们，我们固然要持续尽责阐明基督教、为信仰辩护，但是最关键的护教方法，不是基于很强的说服力以及充分的证据，而是要融合真理和我们的信仰在生活、与所处的人际关系中。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所主张的『无可避免的进化』正好呼应了圣经的提醒；只有靠着神与祂所赐的恩典，我们才能进入真正的自由和满足。
　　既然如此，后现代主义也代表了它们可能提供基督福音接触的机会。以下就有几点提出说明：
　　在荒凉而无可避免的个人主义之下，其实就制造了不可缺少的群体生活的渴望。在教会这个爱的团体中，人群合一在永活的基督与祂的灵里，这就提供了有别于孤僻的选择。再者，后现代主义注重多元化，以及保持普世性的宏观，与遍布世界，包含各国家，各文化的国际基督徒群体，两者有密切的关联。
  　　　　　　　
　　                          2.新纪元运动

　　新纪元运动分布广泛，它的组织与成员也很松散，但是大家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与理想，就是期待举世和平与启蒙的『新纪元』，亦即『水瓶座时代』的来临。
　　新纪元运动是在一九八O年代开始著名，但发迹的根源要回溯到六O年代的反文化运动。那时宗教大多承袭东方的思想，特别是印度教与禅宗，历史根源恐怕要追溯到更久远以前。的确，有人主张，把新纪元看成是穿上西方文化色彩的印度教是没什么错。它的基本信念是相信一个最终的事实——『万有都合而为一』。并且相信，这个宇宙是纯洁、没有位格的能量——一种巨大、互相连结，至终非属于个人的意识(或生命源)。照此说法，人类只是一个凝结的能量，那个『万有』是在一个自我反映的状态下。因此，你能『创造你的本体』，这个本体最后是无限的潜能，因为我们是那无限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是神』。死亡只是一种幻象，因为不属于个人的存在是不会死、不会变的。道德也是一种幻象，因所有道德的区分都是相对的，最后都是不真实的。人性的矛盾是一种受限的良知，因为社会的制约，我们对于本体的观念已经支离破碎。甚者，理性与信念都成了理解那真实的一位的障碍。但新纪元的信徒相信，一个新的常态——水瓶座时代，即将以神秘难以理解的方式出现。我们现在可以藉由我们的方式理解真实，自觉那位万有的存在来进入那一个新的常态。例如：超越所有二元性与多元性，引介我们到合一、协调的神圣境界。
　　这样解释世界与人类经验的限制应该对本书的读者很清楚。新纪元主义并没有创造论的教义，而且混淆了圣经上启示的创造论——神、自然、人类。尤其可悲的是失去神荣耀、无限、与有位格的三位一体。缺少了神，实际上就暗示误解了人的状况，特别是忽略我们在神面前犯罪的严重性。新纪元运动不但错解了人类的困境，对此也没有解决之道。没有救主清洁我们罪恶的良心，也没有一位爱我们个人的神与我们一同流泪，面对死亡时更没有荣耀的盼望。
　　由于新纪元万流归宗的主张，耶稣也获得了真诚的尊敬，但是他仅被尊为至高的灵修大师。实质上，既然我们自己就是神，我们就不可能归神性与其他人。『救主『在那里』的奥秘被在『这里』的英雄所取代。』(M．Ferguson)。最终，新纪元主义是一种古早伊甸园偶像崇拜的现代象征，它引诱我们从神面前的园子里被赶出去(创三5，『你就会像神』)。惟有耶稣基督能领我们回到伊甸，而祂真的做到了(启二7、二十二1-5)。  　　　　　
　　                           ３.人文自由主义

　　这种名称可说是主导现今西方世界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人类学思潮。它的历史根源于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的启蒙运动——一个多元化，但有重大影响的时代。因为现代人意识思想的特质，可说是在那时代发展的。尤其是，我们注意到其『自主』，主张人要从各种约束人类灵魂自由的宗教或传统解放出来。一***八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有效的停止了宗教战争，导致属灵和属世范围的影响明显区分开来，就是这种思潮在政治上的表现。启蒙运动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运用物理学的定律解释宇宙，从此现代科学诞生。另外还出现了对历史的批判，被视为一种锻链理性的工具，使心思可以分辨现今和过去，以评估蕴含其中的法则。
　　笛卡儿(Descartes)、牛顿(Newton)、休谟(Hume)、伏尔泰(Voltaire)、卢骚(Rousseau)、吉朋(Gibbon)、莱辛(Lessing)与杰弗逊(Jefferson)在许多不同的领域都谈到人类思想上显著的新变化。由此浮现出后启蒙运动的『现代』人，对世界好奇、对自己的判断很有自信、对所谓的正统感到怀疑，一般都反抗权威，对于他自己的人性感到骄傲、知道自己与大自然有别，相信自己的智力足能理解、驱策自然。综合以上几点就可显示人较不倚靠全能的上帝了。十九世纪初期，这种『自主』的思想进一步见于佛洛伊德的下意识理论，以及马克思对社会力量的觉醒所发表的言论中可以找到。这两者也都质疑，所谓的客观性是否有用，更加深了尼采的著作与达尔文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人类与其他物种的起源，所造成的不确定性。
　　今日人本主义的自由意识，明显地延续了这些启蒙时期的观念。以下就作简单的分类：
　　1）.世俗：惯常以内在自然因素来观照实体，其主要参考架构就是今世。当超自然的媒介不算在主流中的时候，就被视为局外，对于理性与行动都不具任何意义。因此，虽然历史也许对基督教有正面的影响，但在科学、工业、教育、医药、商业、艺术的领域里，很少参照基督教的信仰价值观。
　　2）.理性：因为人类受制于主观与情感力量的证据十足，所以前几个世纪气势高涨的理性主义已经消退不少，然而从大众层面而言，现代主义分子还是自信有足够的能力。理性，虽然受过打击，却不消逝。理性所产生的余荡，还可以在后现代主义上(参下一节)反映出来。后现代虽然大肆攻击理性的滥用，然而采取的却是极其精密的理性推论。
　　3）.科学：现代人还是颇为信服科学方法能够寻找事实的真相与找出答案。事实上，有些人已经停止高举科学至上，但是抵不过科技的惊人进展，会令人期望将来会有更重大的转变。
　　4）.自由：启蒙运动提倡要除去所有的限制，对现代人的意识，仍有深厚的影响。今天，人对新的事物以及过去未曾发现的事物都有一套原则性的开放。不过是在艺术层面，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一样愿意受到限制；每种事物都可尝试，每个观点都可接受。
　　5）.个人化：以下人会更进一步谈到这个特性。在此仅需注意，传统机制(如家庭、教会、政府)的破裂，使得现代人陷入一种漫无边际的孤立。在启蒙时代前的古典时期，人们视自己为大群体的一分子，虽然这意味个人必须减少自由、限制言论。而今，典型的都市人却居住在一种自我封闭的空间，挣扎着创造自我身分，体现自己的能力，却不参考其他有意义的事物，因此形成了封闭的自我价值系统。
　　6）.相对：这个特点是承接前一个特点来的。它仅是一个现今世代应用于世界价值极端的个人主义。因为先前评估与引导人类行为的体系，在个人自由主义的原则之下，往往都被排斥，所以任何行为的定规与通用的准则都不受人重视。结果就演变成只要我这个人在特定的情况下认为『对』的事就是『对』的。因此，价值观就不断的层出不穷。
　　7）.乐观与悲观：现代人思想的核心，主要充满了未解决的冲突。启蒙运动所流传下来的特质反映出人类心灵里面无限的乐观，尤其反映在工业革命时的传播、生物科技、医药的先进、全球化的出现、新政治秩序的黎明、与日俱增的太空探测……等。然而相反地，第九章的开头论到人类学时(第153页)，其实列出了一些阴郁的事实；这个星球存活的生命其实很脆弱。在可预测的未来之下，任何一连串的危机都会变的一发不可收拾，把人类长久的历史带向一种不名誉的结局。我们的乐观其实是不安的。
　　总结上述对现代人类学的研究，我们可归纳现在的人文主义又有两个特殊的困境：一是刻意的对立，二是有许多潮流连续不断。

　　                    4.自由市场下的个人主义
 
　　正如我们所见，现代思潮最主要的记号就是个人主义。古早的权威已被扫除，每个人都可根据自己的意思做决定。行为之正确，不是因为别人认为如此就该如此，而是我们自己的认定。在后现代主义中，我们可看到这种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极端，受限于人自我的观点，且免不了偏颇的判断。『真实』其实最终是『我』认为真的则为真，『我』为自己自创的真实才为真。
　　这种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今日也反映在经济层面上。个人电脑与其相关科技带来资讯传播的革命，刚开始在西方改变了经济型态，但逐渐成为全球现象。奈斯比(Naisbitt)与亚伯丁(Aburdene)写道：『二十世纪公认最伟大的共识就是个人主义的胜利。』而且，他们看到这句话特别在能够让个人成立独资企业，晋身于全球市场的新科技至下应用出来。
　　网路的架设蕴育了新全球主义，大力促进讯息交换，建立网路友谊，增进不同政治与文化相互的了解。
　　这些网路或许尚未证实可以成为让全人类跨越现在与未来危机的先趋。然而有一种可能是许多观察家已经注意到的。电脑科技的主要成果是建立一个以经济为基础的透视镜，透过它来观察真实。
　　由此角度而言，追求个人财富的经济活动，就成为人类生活的驱策力，且市场考量至上，超乎其他一切。这个观点并不是说较为抽象的因素，如美丽、公正、信实就不重要，而是经济问题是较为实际而立即可触的。解决经济问题才可能考虑其他因素。最终人类是经济的动物，达到拥有财富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没有了财富，其他一切好的事物都无法取得。再者，过去百年来西方国家的经济型态就是要达到最大目标——自由市场经济，虽然这目标已有些修正。因此，除去使自由贸易受限的阻碍是很重要的。让这些阻碍除去，使每个人都能自由自在的在经济舞台上投资、推销它们的产品，能够赚大钱是每个人的希望。
　　当然，基督徒不必抱着迟疑的态度称许上述个人重要的晋升机会。再者，如果国际经济导向提升人际关系，扩充国际社区共享资源的话，我们就更不需吝惜称赞。然而，根据基督徒的观点，我们要来审视下列几个问题：
　　1）.经济问题极为重要，但不代表是最重要的。期待经济能解决克服现今重大危机是枉然的。启蒙时期误认理性与普及教育会收到良好的果效。然而，经济问题也类似如此。
　　2）.如果认为全球自由经济活动就是经济繁荣的保证，是对经济运作持有失之肤浅与天真的信心。事实上，就进展而论，我们正进入一种未知的状况。历史上，金融市场与国际贸易的表现经常不可预测，甚至有不堪的局面。
　　3）.经济活动，就像人类所有其他活动一般，是有道德抉择力的功能。但是人有公认的一种倾向，就是圣经指明，由于罪性，人的行为完全出于自私的动机。对这问题，有人辩说，自由市场系统的好处端在它能够削弱人类自私的本性所带来的员面影响，那是说因为由人的自利所导出的，同时也创造了最大收益，因此带来全体的好处。
　　然而，这样的论调是没有从历史学到教训。举个例来说，以经济利益为考量，本身就不会注意到生态环保的问题。为何因为某些化学污染而限制收益呢?但是环保的考量并不是不重要：如果市场因素能受到控制，问题就能克服。再者，个人财富的累积应可归功于全球区域资源，但如果相信实际上就能如此的话，就太过天真了。相信累积财富能够帮助全球的穷人和弱势团体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神迹。堕落的人类来追求经济利益，无可避免地招致堕落的结果。惟有愿意牺牲奉献的精神存在，全球经济利益的活动才可能产生，全球区域资源才能真正平均共享。历史上惟一持续推行这种牺牲奉献的精神，就是藉着耶稣基督福音的传扬。以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观点，个人主义所追求毫无限制的自由市场经济无可避免的反应其完全不受拘束的限制。然而，人并非是独居的动物，事实上我们是人类大家族的一员，彼此互相需要，才能达到完全。我们是为了爱的缘故而被创造的，也惟有在爱里才能超越我们自私的个人主义，才可能有满足的经验。
　　4）．最后，自由放任的经济没有说明人类为何存在的缘故。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到底是什么?生命有什么意义?针对这些问题，经济无法提供任何答案。而且，这些问题是无法避免不问的，不管人怎样埋藏在心，迟早都会被迫浮出台面。惟一能够完全令人满足的答案，要在那创造与救赎人类的真神所启示的圣经才能找得到。

 文章引自：http://www.crca.com.cn/

 

基督徒的生活
从来就不乏危机
然而
还从来没有一个象样的危机
可以阻挡我们爱基督

 

                                     

现在是什么时刻？——福音派基督徒的危机与挑战

文/林慈信

　　
　 　现在是什么时刻？人类的历史已进入什么时代？教会应如何回应？
　　 研究历史的进展，分辨所处的历史时刻，素来不是福音派属灵传统的一部分。除了认清主必快来，我们必须脱离世界，努力传福音，分别为圣，追求圣洁，我们的属灵观是分隔的：属灵的管属灵，属世的管属世，两者毫无相关。这种情况近年来有了转变。当前许多事无不令人担忧：天灾人祸，伊斯兰教的复苏，家庭与道德的崩溃，同性恋群体的政治力量，新纪元运动的兴旺，福音派神学与教会的无能，市场学代替上帝的话在教会大行其道，世俗心理学取代圣经辅导，上帝的儿女们饥饿。我们不得不问，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时刻？基督徒的生活，教会的事工模式，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属世。教会诚然在世界里，但世界不可侵入教会。事实上，我们要拒绝世俗文化，却已被世俗文化侵蚀。

　　                                                一.现在是什么时刻？

　　 从西方思想与文化史来看，我们已处于后现代时期。后现代有别于现代，后现代批判现代文化，却又是现代文化的延伸。现代文化自16世纪文艺复兴开始，强调个人的绝对自主，拒绝服从权威，特别是宗教权威，相信科学（严格地说是迷信科学），相信理性。17、18世纪理性主义和实验主义，是启蒙运动的代表，早期现代思想的象征，代表人物是笛卡儿，史宾诺沙，洛克，休谟等。到1790年代，康德把人类理性和科学的自主再推一步，彻底拒绝权威，将宗教信仰与伦理道德置于理性科学范围之外的所谓“真理界”，理性与科学仅限于探讨事物的外表；至于真理（上帝、自由意志、永生、爱、伦理等），则不是人的理性可以知道的。

　　 康德是现代思想的分水线；19世纪的哲学，后期的现代思想，都深受康德的影响，以主观取代客观，以相对取代绝对，如浪漫主义（主张真善美是主观的）、唯物主义、历史批判与圣经批判、达尔文的进化论，及存在主义（代表人物有祁克果和萨特）和虚无主义。唐崇荣牧师说，19世纪所提倡的思想，20世纪成为其实验室，把拒绝真理付诸行动，因此20世纪是个“愚蠢的世纪”，真是一针见血。

　　 后现代思想与后期的现代哲学一样，是彻底的人本主义，拒绝顺服上帝与上帝话语的权威，相信人的自主，尤其是主观的，感觉的自主。因此，拒绝正统圣经信仰的，往往笃信现代思想。例如，以巴特（Karl Barth）、布伦纳（Emil Brunner）、托伦斯（T.F. Torrance）为代表，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新正统神学人士，虽自认是福音派（比较准确的称谓是“新福音派”），却缺乏批判后现代思想的内在能力。这可以从过去二十年来香港某些华人神学家的言论看出。他们致力于面对当代思想，与普世神学界对话，但不能提出从圣经出发的启示，只能参与世俗神学界的讨论，结果被世俗思想吞没。与新派神学开山鼻祖士莱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一样，他们要向现代知识分子作见证，试图证明基督教信仰符合当代思潮，动机值得钦佩，但放弃了圣经的绝对权威，视“圣经无误”等教义为过时，反而弄巧成拙。这是教会讲坛闹饥荒最关键的原因之一。

　　 西方后现代的典型宗教信仰就是新纪元运动（New Age Movement），相信人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人；上帝与宇宙同一，自然界就是上帝；而人类与自然界同一，是彻底的一元论（monism）和泛神论（Pantheism）。[2] 后现代的典型哲学思想是解构主义，代表人物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相信“文本死了”，“作者死了”，“读者死了”，意思是：宇宙里没有意义，文字没有意义，作者原来的意思是找不到的。[3]

　　 人类的灵魂在哪里？谁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教导他们“文本有意义”？如何从研读圣经开始，建立文字、话语的意义，进而建立人类的思想、文明？

　　                                                 二.现在是什么时刻？

　　 从中国历史进程看，中国在国际舞台面前“站了起来”，洗脱了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入侵的国耻，这段历史可说告一段落。目前中国和海外华人（“文化中国”）所面对的挑战，与西方世界差不多一样：家庭与道德的崩溃，生态危机，能源危机，资本主义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物质至上、享乐主义、贫富悬殊，教育面对自我的一代（“Me” generation）的无能，信息泛滥和东方宗教的复苏。中国教会已从农村家庭教会在逼迫中复兴的时期转化到城市教会时期。今天的中国，城市教会如何，直接影响到农村教会如何。1978年后开始浮现的“文化基督徒”（在中国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已经迈向成熟，从早期的向西方寻找资料，初步翻译的尝试，到目前的经典翻译和注释，说明基督教作为一个社会制度，一个人类的宗教，已经从中国社会的边缘进入到“主流的边缘”（margin of the mainstream）。

　　 在目前的中国，基督教内部的发展又如何？多年来福音派着重个人的宗教经历，传福音，教会增长，而忽略神学思想的发展，护教与对文化的批判与重建，因此目前最新的趋势，乃是新福音派神学（neo-evangelicalism）在国内日趋重要，吸引城市型牧师与专业人士基督徒；强调活动、联系、人际关系，试图脱离过去基要信仰的狭隘、关闭。过去三十年，中国教会受到普世教会的关怀、支持，已经从上一代的单纯，进入到功利主义和其它世俗现象兼具的状态，和海外福音派没有太大的分别。

　　 中国的灵魂在哪里？中国教会的灵魂又在哪里？谁来为中国的灵魂哭泣？谁愿意以上帝的话语，一个一个生命地建立中国人的灵魂，一个一个小组地建立中国教会的灵魂？没有快捷方式，只有努力耕耘的挑战。

　　                                                    三.现在是什么时刻？

　　 从福音派教会与神学的趋势来看，目前正是福音派教会逐渐（或快速）地失去正统信仰的时刻。福音派的教会从宗教改革继承了扎实、丰富的传统，强调惟独圣经（圣经是信仰生活最高的权威，教会不是）、惟独基督（基督是神人之间唯一中保，圣人不是）、惟独恩典（人不可靠自己行为得救）、惟独信心（人不可藉圣礼或好行为得救）和惟独为了上帝的荣耀（救恩，人生与整个宇宙的目标）。宗教改革第二代的英国清教徒运动（Puritanism, 1555-1710）将宗教改革所重新发现的纯正福音，就是十字架和悔改的信息，向英国大小城乡宣讲，带来整个社会的基督化、福音化。18世纪初有德国的敬虔运动（German Pietism，清教徒的第三代后裔），1730-40年代卫斯理（John Wesley）和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作代表的“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清教徒的第四代后裔），使英语、德语世界的教会得从圣经和与神直接的亲密关系，经历了更新，进而推动社会改革，海外宣教，普及教育，儿童主日学，废除奴隶制度，慈善事业等运动。这是我们的属灵遗产，福音派目前却忽视它，因此我们正在失去我们的灵魂。
　　 福音派一词原指离开天主教的基督新教，特别是德语与西班牙语世界。18世纪大觉醒运动之后，凡受到大觉醒运动影响的第二、三、四代英国基督徒，都被称为福音派（the Evangelical Party），如校园团契运动（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的先祖西面[4]，终生致力废除黑奴制度的英国国会议员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等。在美国，南北战争（1861-65）之前，多数牧师都关注社会改革，与传福音并不对立，如纽约市公理宗牧师，最著名讲道家之一的Henry Ward Beecher 与惠敦大学的创办人Jonathan Blanchard等。内战时期，改革宗长老会 （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orth America）领先经营“地下铁路”（the underground railroad），藏匿、运送逃离主人的黑奴。

　　 从上述的简介可看出，福音派绝不仅是着重读经、祷告、传福音、过圣洁生活的基督徒，更不能被社会学家约化为“任何喜欢葛培理的人”（anyone who likes Billy Graham）。福音派有圣经、神学、敬虔、复兴、宣教、护教、社会服务与改革等丰富的传统。

　　 可是，1870年代起，自由派神学从欧洲打进美国神学院，美国教会受到严峻的挑战。响应自由主义挑战，从本着圣经从事护教的，首先有普林斯顿神学院的贺治（Charles Hodge）与华尔非德 （Benjamin Breckinridge Warfield），直到1920年代该神学院及长老会总会被自由派人士垄断。1898年，荷兰首相、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校长、系统神学家凯波尔（Abraham Kuyper）到普林斯顿大学演讲，向美国教会大声疾呼，不要步欧洲教会的后尘；他指出，人类文明永远是偶像敬拜和敬拜真神之间的斗争。1900年代，不同宗派、学派的福音派领袖在《基要》（The Fundamentals）系列书籍里都发表了正统信仰的讲述，这样一个跨宗派护教运动值得今天的我们回顾与效法，建立一个宗派、学派之间的见证，重申纯正信仰，联合众宗派的信徒。

　　 福音派教会有否把凯波尔的信息放在心上？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见。1890年代是学生海外宣教志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SVM） 的黄金时期，慕迪 （Dwight L. Moody）所宣讲的简单的福音[5]对英美大学生的影响到了高峰，该运动的灵魂人物慕特（John R. Mott）的口号是“在这一个我们的世代，把福音传到全世界”（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our generation）。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社会上富裕和贫富悬殊；维多利亚时期是大英帝国的颠峰期，宣教运动在这时期把福音传到中国、印度、非洲、拉丁美洲等世界各角落。圣经学校纷纷在各城市成立。[6]

　　 可是，虽然宣教士的人数日增，圣经学院在成长，教会的内部，特别在真理、教义上却日趋腐烂。1870-1880年代，自由派神学首先进攻神学院，其影响到了20世纪初已经在讲台上看得出；1920年代是美国主流宗派与附属的神学院被自由派神学垄断的时期，普林斯顿神学院的保守派被逼离开，1929年创立威斯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1930 、1940 年代，不仅长老会，浸信会也有自由派与基要派之争，1940年代末，保守浸信会（今“浸宣会”）离开美北浸信会（Northern Baptist）而成立。

　　 面对自由派神学，福音派除了有一部分人士离开主流宗派另起炉灶以外，还有一些愿意在主流宗派里进行改革，或与主流宗派对话。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是此“新福音派神学”的代表。他们在1940年代末的目标是令人敬佩的：西方社会正面对人类文明的危机，教会应成立一所“西岸福音派的哈佛大学”，建立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发表一些被学术界尊重的著作。可是，进入1960年代，富勒神学院放弃圣经无误的教义，在哈柏（David Hubbard）领导下，成为一个超宗派，对自由派神学友善的高等学府。[7]

　　 1980年代起，其它福音派的神学院与神学家也效法富勒，努力在圣经研究和神学思想界上争取发言权。结果，传统的纯正教义日益被忽略，连斯托得（John Stott）也提出论据来反对圣经无误。[8]巴刻（J.I. Packer）说得对，目前全球神学家的共识是﹕圣经是一本人写的书。[9]《洛桑信约》（The Lausanne Covenant, 1974）是代表全球福音派的信仰宣言，宣告圣经无误是我们信仰的基石。1980年，福音派神学家兰姆发表他的新正统神学宣言，全面接受巴特的思想，可以说是新福音派正面接纳新正统神学的代表作。[10]1980-81年《今日华人教会》也有类似的文字，正面介绍现代（即自由派）神学，却没有提出批判。上述的也正是今天华人神学界的现象。

　　 兰姆的新正统信仰告白至今快三十年了。过去二十多年，教会被各样的世俗思想侵蚀，兹列出一些典型的主张：市场学与广告学（教会增长学），教牧辅导（以世俗心理学左右辅导中圣经的使用），新纪元的冥想（“内在医治”等），对人类的乐观[11], 不承认上帝全知的“神的开放性”神学[12]，和对罪的重新解释[13]。而面对教会的极度世俗化，福音派人士做出了什么响应？
　　 福音派的灵魂在哪里？谁来建立护教的阵营，团结不同宗派与学派（包括浸信会，时代论，卫斯理宗，改革宗，宣道会，播道会，各种华人自立教会、宗派与差会等），联系所有相信圣经的默示与无误的人士，向教会世俗化提出“另类”的声音（其实是历史上的正统、福音派信仰），重建福音派教会的讲台与教育事工？
　　 现在是什么时刻？是否我们醒过来的时刻？是否又一次宗教改革的前奏与黎明？
　　

　　作者简介：林慈信牧师，海外华人神学工作者，中华展望（www.chinahorizon.org）总干事，国际神学研究院（www.itsla.edu）系统神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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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文原名《认识时代：现在是什么时刻？》，现题目为编者所拟。——编者注
　　[2] 这方面的分析，可参考琼斯博士（Dr. Peter Jones）的网站：Christian Witness in a Pagan Planet（www.cwipp.org）。
　　[3] 福音派神学家对解构主义最中肯的介绍，是三一神学院Kevin J. Vanhoozer的 Is There a Meaning in This Text?一书（中译：范浩沙，《神学诠释学》，校园，2007）；笔者认为范氏对解构主义太客气，大可做出更强烈的批判与响应，但他对解构主义的诠释却很详细、中肯，此书不可不读。
　　[4] 西面（Charles Simeon，1759－1836），多年在剑桥市圣三一堂牧会，训练学生，后来这些学生创办了圣经公会，宣教差会等。
　　[5] “简单的福音”，用独立机构的形式，大型布道的方法传福音，避免教义上的护教，见George Marsden, 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一书。
　　[6] 如宣道会的宣教士训练学校（The 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 今Alliance Theological Seminary 与 Nyack College），慕迪圣经学院（今Moody Bible Institute）等。
　　[7] 关于富勒神学院的蜕变，见该校委托George Marsden著的校史Reforming Fundamentalism。
　　[8] 参John Stott的Evangelical Truth。
　　[9] 见J.I. Packer对圣经无误运动的著述Truth and Power。
　　[10] 见Bernard Ramm的Beyond Fundamentalism，1980年出版。
　　[11] 从Norman Vincent Peale和 Robert Schuller的“积极思想”到Joel Olsteen等的成功神学。
　　[12] The Openness of God（神的开放性）一书由IVP在1994年出版，代表人物是Clark Pinnock 与Roger Boyd，分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浸信会神学家。
　　[13] 一位Biola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竟然说，“罪“就是人的需要没有被满足！

文章引自：https://www.churchchina.org/